新华社喀山7月18日体育专电新华社记者姬烨 娄琛

　　与两年前深圳大运会狂揽145枚奖牌(75金)的独孤求败相比，中国代表团在喀山大运会退居次席，只获得77枚奖牌(26金)。虽然金牌和奖牌总数都大幅下滑，三大球也遭遇多线失利，但以学生为主体的选手们并未受到功利化的指责。一度被国人视为“小奥运会”的大运会，其金牌价值正在被重新审视。

　　然而，派学生参加学生赛事还只是“体育回归教育”这条正确道路上迈出的一步。中国高校体育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与职业体育之间的鸿沟，都警醒我们沿着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

　　是时候让大运会回归校园了

　　12年前，当大运会作为中国首次承办的世界性综合运动会来到北京时，国人无不将其视为展示国力的舞台，派出姚明、刘翔等专业运动员参赛也不足为奇。然而，在2005年教育部接手负责组团之后，特别是近几年对唯金牌论的讨论和对高校体育的关注，使得人们更希望在大运赛场上看到更多真正的学生运动员，即使这是以牺牲金牌为代价。

　　喀山大运会正好赶在我国全运会和一系列世锦赛之前，不少具有大学生身份的高水平运动员无缘参赛，让中国代表团的名将比例进一步下降，仅有4名奥运冠军出战。而在三大球、田径、射击等高校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大项中，中国派出了纯粹的学生军。

　　虽然比上届坐拥主场之利时少了49金，但与2005年(21金)、2007年(33金牌)和2009年(22金)这三届同样由教育部组团参加的大运会相比，中国代表团26金的成绩已然达到合格线。

　　大运会参赛队伍的组成千差万别，有的国家和地区把参赛机会给予真正的大学生，也有的派出专业队甚至奥运参赛阵容来争取好成绩。中国学生军在强敌面前虽然屡遭打击，但这种战绩的“滑坡”中恰恰孕育着高校体育的未来和方向。

　　以北理工队为班底的中国大运男足虽然在小组赛2平1负无缘8强，但在排位赛中以4:1逆转击败了巴西队，为中国足球释放了难得的正能量。三大球的其他队伍虽然也未能进入8强，但与上届大运会以多名退役国脚组成的中国女足夺冠相比，本届大运会的战绩更能反映中国高校三大球的真实水平。

　　此外，田径的王宇、射击的李佩璟、王威旸、郭旭凯等高校自主招生培养的高水平运动员，也都具备了“挑大梁”的实力。

　　首都体育学院院长钟秉枢认为：“即便众多高水平选手没来，教育部也可以不再依赖别人而自己组团了，而且这次成绩也没差到哪里去，这说明高校体育正在进步。”

　　然而，即便有全运会作背景，中国大运代表团在跳水、举重、体操、柔道等项目仍有不少奖牌进账，跳水更是夺牌主力军。而这些项目在国内高校的普及并不乐观，参赛的大都是拥有大学生学籍的专业选手。

　　大学在参加大运会时，所组建的队伍是不是学校开展较好和学生普遍参与的项目？这是中国高校体育不容回避的问题。

　　钟秉枢指出，高校体育一定要注意好精英教育和大学生普及的平衡。“中国的竞技体育走的是精英路线，不管有没有群众基础都开展，反正我们拿金牌就可以为国争光，但现在已经到了转折的时候，学校体育不能再走这条路”。

　　大运会的竞技色彩要淡得多，“二次利用”专业运动员，不但不能体现高校体育的真实水平，也无法真正带动高校体育的发展。两年之后的大运会不再有全运会“分散实力”，希望中国代表团在组队时继续自觉而不是被迫地降低名将参赛的比例，继续挤压成绩中的“水分”。

　　高校体育培养模式难以复制？

　　本届大运会上，有两所中国高校格外引人注目。一所是承担起男足主要组队任务的北京理工大学，另一所则是为田径、射击、男排等项目输送了总共15位地道的优秀学生运动员的清华大学。然而，他们的培养模式都难以被其他高校复制。

　　全身心扑在校园足球上的老帅金志扬曾感叹，日本和韩国足球“至少有五六十所北理工”，在中国，这样的学校太少了。如今，又一次率队参加大运会的金志扬坦言，北理工模式依然孤单。在中国足球人口严重萎缩的大背景下，高校当中能与北理工抗衡的只有两三所。而像北理工这样把足球置于如此重要地位，并辅以相关制度机制确保球队运行和校园足球氛围的大学，更是少之又少。

　　在目前的体育管理体制框架下，清华大学在田径、射击项目上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模式也是难以复制的。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表示，清华能够取得这样的进展，一是有一支水平较高的教练员队伍，二是坚持自主培养加专业结合的道路，而在这背后，是群众体育活动的深厚根基。然而，由于大部分优秀教练都在体育系统，许多高校都缺乏更加专业的指导，一些硬件条件也难以比拟清华，而能做到像清华这样开设50余门体育课程的高校更是鲜见。

　　钟秉枢直言，体教结合大讨论20年来，高校体育至今仍未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体系。在他看来，这一体系应该包括运动员选拔、训练、文化教育、科技服务保障和退役后进一步发展的指导。

　　据他介绍，中国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高校各自有各自的政策，运动队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以自己培养为主的，有以招自己挂钩合作的中学生的，有以专业运动员为主挂名学习的，也有以招退役运动员为主的。

　　同时，高校对于学生运动员的管理方式也不尽相同。有集中把高水平运动员安排在一个班，也有‘散养’在普通学生班；有给运动员特殊照顾减少课程学分的，也有不给照顾的。“所以，我们学生运动员彼此间差距较大，我们的培养体制需要进一步变革、统一。”

　　高校体育与职业体育“分道扬镳”

　　经过数载默默的耕耘，高校体育涌现出了胡凯、王宇、北理工足球队等明星。但是，高校体育作为中国体育的一个重要部分，还远没有完全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特别是在培养优秀职业体育人才方面。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卢元镇指出：“国家体育总局经营的‘从幼儿园到奥运选手’的金字塔和教育部门主导的学校体育培养模式，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体系，这是很奇怪的逻辑。”

　　记者在采访本届大运会时发现，跟中国的“冠军生产线”不同，很多来自欧美、日本等体育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职业选手都是由“高校制造”。比如，日本的职业足球队员大部分都是出自高校。这种体育回归教育的培养模式，对于运动员职业生涯和退役后生活都会起到积极作用。

　　近几年，中国的高校体育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大面积的顶尖选手还没有出现。国家体育总局虽然逐步放开了大学生运动员的参赛限制，但在全运会的参赛资格方面，还没有对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完全放开。

　　“参加大运会的(其他体育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将来可以参加更高水平的比赛。而我们高校体育和职业体育这两个体系是毫不衔接的，大学生运动员跑得再好跳得再高，最后也就拿了毕业证书就没事了，和国家的竞技体育发展没关系，” 卢元镇说。

　　钟秉枢也指出，目前职业队建立自己的二、三线培养体系，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太符合运动员成长的过程。而是应该在小学、中学、大学建立一条龙的培养体系，特别是三大球方面，若能在22岁大学毕业以后、或者大学的某一个阶段，再分别进入职业联赛体系，这会为他们的发展提供更好空间。

　　如何将双轨制合二为一？钟秉枢认为这有赖于体育和教育两个部门的认同。他说：“目前全国高校运动项目正在研究未来的布局，现在应该按照市场走向划分，非职业化、但基础比较好的可以走向学校，非职业化、群众基础也没有、学校也不开展、但我们要获得奖牌的，可以继续保留原有的训练体系。如果这样的分类体系逐步建立，就会推动体制上的逐步变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