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节后第一个周一，临近下班时分，传出中国足协对于反赌扫黑案相关涉案俱乐部和个人的一系列处罚，共开出38张罚单，58人受到包括终身禁足等不同程度的禁赛处罚，12家俱乐部受到各种处罚，其中上海申花[微博]10年前的联赛冠军被取消，3家俱乐部被罚款加罚分，4家俱乐部被罚款，总计罚款总额达500万人民币。

　　消息的发布，选择这样一个时间点，或许是磋商讨论时间太长，或许是有意选择一个新闻低峰。但互联网上还是嘘声一片，几乎每一个高人气的社交媒体上，都一致认为判罚太轻。于是第二天主流媒体再跟进新闻时，得出的结论也都是“处罚太轻”。

　　中国足协开出这些罚单，采用的仍然是单向传播的封闭手法，足协新的掌门人张剑也没有面对媒体。整个处罚过程，跨越年前年后，据说足协和各俱乐部有过多次协商，比如受罚者延边俱乐部，延边当地体育局的领导就一直在北京斡旋。如果这些处罚是为三年来打假扫黑杀赌反腐的努力作结，那么它不仅仅是“太轻”，而是太不严肃。

　　处罚轻重与否，对比一下类似的国际足球案例，自可知晓。2006年意大利足球发生“电话门”事件，长期通过控制裁判而获取对本俱乐部有利条件的尤文图斯[微博]，案发后被连降两级。以此作比，不少中国职业俱乐部要比“电话门”案情更加恶劣。再往前追溯，1964年，英格兰国脚托尼·凯和两个谢周三队友一道，投注自己参加的本俱乐部比赛输球，三人被认定有罪，凯被判罚款150英镑、入狱4个月。他出狱后，英格兰足总对他终身禁赛。

　　托尼·凯是英格兰足球历史上第一个被法庭认定打假球的人。从现代足球起源开始，假赌黑的现象就从未间断过，托尼·凯被定罪，在英国产生连带社会效应，不仅是对后来违纪违法假球参与者的警示，更触动了英国对博彩业的改革。1968年，英国博彩法案允许开设公共赌场（Casino）。博彩合法化，才是对假赌黑最强有力的还击。

　　“电话门”和托尼·凯这样的他山之石，对于中国足球[微博]旷日持久的反腐风暴，似乎没产生多少借鉴作用。足协开出超级罚单，只不过是在足协以及国家体育总局权限内的罚单；罚单产生过程中，还要和各被罚对象的充分沟通；罚单宣布后，上海申花立即跳出来表示不满，“取消冠军可以，罚分罚款怎么没先告诉我们，否则就不玩了……”

　　我们简直要赞扬中国足协的民主作风。这么多厅局级单位，恐怕只有中国足协一家，在做出严肃的行业管理处罚决定时，对过失一方如此谦和有礼。但你不得不再次对这样的行业管理机构，或准确地说，这样的行业主管政府部门，感到失望——但凡还有半点权威声望，都不至于在处罚过失方时，低三下四如此。上海申花的抗辩如果属实，那么处罚过程中，当权者还有欺诈嫌疑。

　　处罚或轻或重，都不是最重要的。处罚是对未来侥幸者警示，树立行业案例。从这个角度看，这次罚单的产生过程，比罚单本身更失败。中国足协及其领导部门，仍然想将足球控制在自己权限内，想依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问题，殊不知假赌黑之滥觞，已经成为国际奥委会[微博]主席罗格都承认的体育头号公害。2月4日欧洲刑警组织宣布对600场比赛展开调查。职业足球最发达，社会法理程度也更高的欧洲尚且如此。

　　在假赌黑面前，足球如果只依靠行业内的力量，不可能独善其身，因为足球太受欢迎，牵涉到的利益太大。几个房地产商，就能让中超[微博]回暖，这既是足球魅力所在，也让足球更加脆弱。

　　这样一个社会产业，没有社会性的参与、管理和监督，不可能纯洁干净。足协的罚单，连遮羞布都算不上。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颜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