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的秋天，国际奥委会在日本名古屋做出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这是中国体育外交的一个历史性大事件。对于这样的大事件以及后来产生的重大影响，应当站在什么角度来思考和评价，曾经给出的结论是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必须尊重历史，包括正视当事人做出决策的时代背景。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经济建设各项事业发展压力很大，但国际环境并不那么有利。在与国际组织的关系上，斗争是主流，“退出”成为主要方式。他们不带我们玩，我们也不跟他们玩，自己玩自己的，创办全运会、支持新运会等决策，都与这种思维有关。

　　到70年代，中国逐步改变策略，“世界舞台上一定要有中国的一席之地”成为主导思想，在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后，一些国际组织相继重新接纳中国，1974年的亚运会实现了在体育领域中的突破。名古屋决议明确要求“位于台北的委员会名称为中国台北奥委会，使用有别于目前使用的歌、旗和会徽，并须经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批准，章程须于1980年1月1日前进行修改，以符合国际奥委会章程”。1979年10月25日，这份决议提交国际奥委会委员通讯表决，最终收回的80张有效票，以62票赞成、17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僵局就此不复存在，中国体育发展的外部障碍就此移除。

　　中国要建设，要发展，必须打开外交局面，必须多一些朋友，通过他们让世界了解中国，愿意与中国往来。将这种认识以及由此带来策略上的变化付诸实施，体育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名古屋决议在处理方式上，从一方进入必须另一方退出转向分别以国家和地区名义并存，“奥运会模式”对此后诸多国际事务的处理确立了原则，意义远超出体育范畴。时至今日，在奥运会、亚运会以至各种国际赛场上，中国运动员与中华台北运动员同场竞技早已不再是新闻。

　　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往往会产生交织，相互影响。中国体育在改革开放中前行，在国际体坛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也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诸如现在人们常常讨论的拓展体育产业，做大做强体育市场，加强体育交流，没有当年的名古屋决议，或是推迟若干年，后来的许多事情也许都未可知。至少，中国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正在申办2022年冬奥会，都不可能适时而进。

　　1984年许海峰在洛杉矶实现中国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因而载入中国体育史册，但是历史过程远比一个节点漫长和复杂得多。当年促成名古屋决议产生的人，包括国际奥委会中热情相助的各国友人，如今年事已高，他们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为此付出极大的智慧。后人要铭记往事，对他们表示尊敬，最好的做法莫过于珍惜这个历史性转变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开创的有利局面，走好他们开拓的宽阔大道。(汪大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