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奥史话：文化的竞争之花样滑冰的故事
古代冰嬉新浪体育讯 导语：从普通的冰上运动到花样滑冰，在花滑的百年发展历程中，文化的竞争一直在上演，关于它的故事，下面请听房学峰为您讲述。
中国古代有“冰嬉”一词，这个“嬉”字出于屈原的《九章·惜往日》中“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嬉”——这句话意思是说：“如果国家富强了、法制体系健全了、各级领导干部都廉洁奉公并且都很能干了，我们就可以带着老婆们和孩子们好好过日子了”。“嬉”字兼有“游戏”和“妇女儿童”的意思，它是最接近“Game”的中文词。
1959年，在国际滑联（ISU）成立六十多年之后，Ice Skating Institute（ISI）成立了，它通常被翻译成“美国溜冰协会”，但这个翻译的中文水平很低——为什么不用“冰嬉”这个诞生了几千年的中国词？
“I”和“U”的竞争
两个国际滑冰组织，代表着花样滑冰的两种价值观。
ISU是竞技滑冰，而ISI做花样滑冰的理念，可以理解为这样四条：第一，面向2到80岁的全部人群；第二，有系统的考级体系和教学体系；第三，组织大量的业余比赛且每个参赛者都有奖励；第四，鼓励“嬉戏”式滑冰——“嬉戏”这个词和时下流行的“娱乐”一词是有区别，简单地说“嬉”是让自己快乐（I）、“娱”是让别人快乐（U），两个字都出自屈原、“娱”字出自《离骚》。
所以，在此最好用《九章》和《离骚》解读两个花样滑冰组织的理念：ISI强调让自己参与而求得快乐的“嬉”，ISU强调让高水平竞赛带给公众快乐的“娱”——各村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I”和“U”心连心同住地球村……
这是花样滑冰运动的两种文化，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并非绝对对立的竞争关系，而中国滑冰的源头，则更有“嬉”的色彩——
清入关以后，把滑冰作为军事训练的科目，而且在1727年成立了健锐营，人数大约是五千人。每年春节前后，他们都要在北京的什刹海和北海进行大规模的冰上表演，那不难想象的盛大场面，显然是康乾盛世的写照。
最早冰鞋的满语叫“玛特滑斯”，满语的意思是就是“快、很快”，乾隆八年即1743年以后改叫“冰鞋”：那一年，如今显得破旧的什刹海冰场，正准备迎接皇家的庆典，这时天降大雪，一位大臣急着来向皇帝报告，可这位家在广西的大臣不太会说满语，情急之下骂了皇帝的娘，导致天庭震怒——他把“玛特滑斯”说成了“妈了吧子”，“妈了吧子”在满语里面是一句骂人的话，所以乾隆一听就很气愤，告诉大臣们马上要改名，从此，“玛特滑斯”就开始改叫“冰鞋”，管理冰鞋的部门也叫“冰鞋处”而不叫“玛特滑斯衙门”了。
“冰嬉”，这就是中国的滑冰文化、“I”的文化，最初和“U”的文化不相干。
渠道的竞争
现代滑冰运动进入中国的途径有三条：
第一个途径是天津和北平，包括1895年在天津建立的冰球俱乐部和1906年开始举办的平津冰球赛等，具有浓厚的欧美背景，这与租界、欧美传教士和外交使团有关；
第二条途径是哈尔滨，是1903年传入的，具有俄国背景，这与世纪初中俄关系的走近、与中国版图越来越小有关——整整100年前，日本和俄国在中国土地上进行了史诗般的“奉天会战”，用一句话概括那场战争的话，可以形容为“以中国东北地区沦为日本殖民地的结果避免了成为俄国殖民地的危险”。
第三条途径是长春等地，具有日本背景，这与日本侨民在中国的垦殖有关。
这三条途径可以简要概括为：甲午战争年代的平津渠道、日俄战争年代的北满渠道和九一八事变前的南满渠道——有点儿中国近代史缩影的意思。
上述这三个渠道，恰好也就是当今世界花样滑冰文化的三个主要流派，而几十年来中国竞技花样滑冰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包含着不少“渠道的竞争”：最初是学苏联、然后是学欧美，现在看趋势，是要向日本好好学习了。
日本战败之后，随着大批日本侨民的回国，中国境内的冰雪运动小有颓势，直到五十年代后期才重新活跃起来：就冰而言，1958年已故杨家声老师夺冠的那次全国比赛，其意义堪比1935年在中南海举行的比赛；就雪而言，日本人留在通化的跳台，多年之后终于跳下来一个中国人的身影。
那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冰雪运动在艰苦地维持和发展着，其特点可以概括为四句话——竞技体育以为国争光的名义、大众体育以凤毛麟角的基础、体育产业以小本经营的模式、冰雪文化以黑吉两省的特点。
这种情况多年未变，直到有一天、上海成为中国冰雪运动的新坐标：上海的海上王冠体育馆建成之后，举办过很多次花样滑冰、短道速滑和冰球的国际比赛，其中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连办三届花滑大奖赛中国站的比赛和代表中国首次承办了花滑世锦赛——“海上王冠”的名副其实，可以理解为“摘取了花样滑冰这一滑冰运动中的王冠式运动”。
通过承办国际滑联的重要比赛，上海为中国冰雪运动做出了几方面重要贡献：其一，使喊了多年的“北冰南展”如愿兑现，扩大了大众体育的基础；第二，冬奥会项目和夏奥会项目不同，它的国际单项组织只有七个，国际滑联在其中地位很重要，上海的活跃、增加了中国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第三，拓宽了中国竞技体育人才的来源；第四，丰富了中国冰雪文化的内涵，使得这种文化不再仅仅等同于黑吉两省的地域文化。除此之外，在体育场馆经营、体育产业开拓等方面，上海也做出了不少有示范意义的事情。
因此，北京申办冬奥会取得成功，不能忘记上海的贡献：北京在忙着申办的时候，上海正忙着举办。
音乐的竞争
还有一种潜在的文化竞争，是花样滑冰运动中艺术表现力的竞争，它典型地体现在比赛规则对伴奏音乐的要求方面：从2015年的上海世锦赛开始，花样滑冰进入了“演唱会时代”！
这将是“花样滑冰音乐史”的第三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可称之为“古典音乐时代”。那个时代的烙印仍然留在今天，我们可以在参赛选手使用的曲目里找到莫扎特与瓦格纳、《卡门》与《魔笛》、《天鹅湖》与《火鸟》。但是相对来说，选手们显然更愿意使用古典音乐里的歌舞、舞剧音乐（就像申雪和赵宏博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今夜无人入睡”），或者是古典作曲家创作的标题音乐，而无标题音乐怎样演绎，对于历朝历代的运动员来说都应该是有相当难度的。
第二个时代可称之为“好莱坞+百老汇时代”。在参加每届世锦赛的选手里，可以找到太多的《歌剧魅影》与《猫》、太多的约翰·威廉姆斯与约翰·巴里，让人想到二十年前陈露创造历史的经典中，也包括了《末代皇帝》的经典。
刚刚开启的第三个时代，或许将使花滑比赛进入“演唱会时代”：今后的花滑赛场上，不但将出现各种器乐和各种舞蹈，而且还会出现各种声乐。
开启新时代的是一对斯洛伐克选手：女选手出生在时尚之都米兰，男选手则出生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
国籍的竞争
这些年来，中国体育界的话题之一是“归化马布里”、“归化高拉特”，为了提高中国“三大球”尤其是足球的水平。
这个问题在花样滑冰比赛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参加2015年世锦赛冰舞比赛的二分之一组合和参加双人滑比赛的三分之一组合里，存在着“国籍问题”，其中又包括三种情况，这里不妨以冰舞为例进行分析。
第一种情况，从“出生地主义”的角度看。30对冰舞组合中有12对组合存在着某位选手代表某个国家参赛、但并不在该国出生的情况。其中绝大多数是代表某国参赛的男选手在该国出生、而女选手在其他国家出生——看来“男尊女卑”的现象在花样滑冰界比较严重。唯一的例外是韩国组合：男选手在俄罗斯出生，女选手则是几年前被韩国媒体捧为“金妍儿二世”的Rebeka Kim，估计是被“金妍儿一世”阻断了在单人滑方面发展的路，才改练冰舞的。
第二种情况，从“血统主义”的角度看。里德兄妹和涩谷兄妹都在美国出生，按照美国法律规定都有美日双重国籍，但按照日本法律的规定则不能有双重国籍，于是有个美国名的前者选择代表日本、有个日本名的后者则选择代表美国。
第三种情况，是和国籍问题紧密相关的“体育主义”。即某位选手曾经代表两个国家参赛的情况，在上述14对组合里，有八对组合存在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大抵是强强联手、一拍即合式的——如果没有加拿大、俄罗斯、意大利、乌克兰选手的牵手，丹麦、德国、匈牙利、土耳其的选手要想参加世界最高水平的冰舞比赛，恐怕将大不易。
因此，国籍问题，是花样滑冰运动的又一类潜在竞争。
目前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里，只有中国、日本、俄罗斯三国仍然在法律上不承认双重国籍，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呼吁：随着各种全球化趋势，中国应该有限度、有限制、有限期地允许双重国籍。即使马上修改国籍法不宜，也可以借鉴“体育主义”做法，即通过与他国选手及其所属协会、以及国际组织的协商，让外国选手代表中国参赛。
足球或篮球等其他体育项目同理。（房学峰）
【冬奥史话】专题
| 点击下载【新浪体育客户端】，赛事视频直播尽在掌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