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古屋决议

　　新浪体育讯　　我们都追求真实、喜欢了解真相。

　　但仔细想想，我们就会发现：真实其实有两种，一种是情感的真实、一种是事件的真实，在很多时候，情感的真实比事件的真实更可贵，比如发生在1979年的那个故事——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通过了“名古屋决议”，这是解决国际体育组织里“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决定性一步，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运动员从此重返国际奥林匹克的大家庭。两天之后，消息传到黑河，在那里训练的中国滑冰运动员奔走相告：我们能参加奥运会了！

　　为什么是黑河？

　　当时，黑河云集着中国最优秀的速度滑冰和花样滑冰运动员，他们为什么会齐聚黑河呢？

　　在没有室内冰场的年代，到黑河“早期上冰”是一个定式。那里一般在十月初开始结冰，到十月中下旬就能开始滑冰，是中国结冰最早的城市——漠河和阿勒泰结冰也早，但以当时的后勤和交通状况，那两个地方还不能算是“城市”，只有黑河是最佳选择——去黑河，能比在哈尔滨早上十来天冰。

　　当然，在黑河早期上冰的困难之一，是黑龙江的冰冻得还不够结实，稍不留意运动员就会掉进冰窟窿里去，因此教练员总随身带着绳索和木杆，随时准备打捞落水者。

　　对于这些滑冰运动员来说，在黑河上冰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悄悄地收看苏联电视台播放的冰球、花样滑冰或者速滑的比赛实况，以便揣摩其中的技术。那个时代虽然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初期，但看苏联电视节目，已经不会严重到“偷看敌台”的程度了。

　　十多年前，我有一次去黑河拍纪录片，很想找到一些具体的“事件真实”，例如当年留下来的黑白电视机、那个奔走相告时刻的具体当事人、那些早期上冰留下来的物件、那些精确到某时某刻的确凿证据等等，但一切都未能如愿。

　　但转念一想：这些“事件真实”虽然重要，但远不如“情感真实”更重要：对于当时的这些中国滑冰运动员、教练员来说，奥运会带来的喜悦和期盼，是怎样形容也不过分的……

　　为什么是名古屋？

　　我很想寻访的一种“事件真实”是：为什么国际奥委会的那次执委会选择了名古屋？这是偶然的还是别有寓意？

　　这样设问的理由，是因为关于中国体育的两次最重要事件都发生在那里：1971年的乒乓球世锦赛，引爆了“乒乓外交”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从而打开了中国对外关系的突破口；而八年多之后的“名古屋决议”，则彻底改变了世界体坛的版图。

　　这种疑问并非空穴来风，请看一系列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九月来访”——

　　9月8日，第一位访华的委员是日本的竹田恒德，他是裕仁天皇的表弟，他的儿子竹田恒和是如今日本奥委会的主席和东京奥运会组委会的“领班”，并且作为一位曾经的奥运会马术选手在2012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不用说，竹田恒德的来访一定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据我考证：首先提出让设在台湾的奥林匹克组织改名的正是竹田恒德，时间是1973年2月！

　　9月13日到10月6日，挪威委员斯托波、印度委员库马尔和乌拉圭委员维拉希埃尔托在中国进行了长达三周的访问，他们到达北京之后三天，澳大利亚委员高斯帕来访，众所周知，他在其后很多年间都位居国际奥委会的权力核心。

　　9月18日，丹麦委员索伦森来访；

　　9月27日，德国委员道默来访……

　　此间密集访华的，还有国际足联、国际网联、国际垒联、国际现代五项与冬季两项联合会（当时这两个组织还没有分开）等国际体育组织的领导人。

　　所有这些来访的高潮出现在10月——15日到30日，罗马尼亚委员西贝尔科访华。

　　西贝尔科是推动“中国代表权问题”得到解决的重要人物之一，这里的一个疑问是：他当时是国际奥委会的执委，按理说他应该出席名古屋的执委会，可为什么在名古屋开会的那几天，他却一直逗留在中国呢？

　　我没能查到准确的历史档案，但我认为：西贝尔科在中国期间不会与执委会没有联系，他身上或许肩负着的使命、是联络员和情报官。

　　为什么是基拉宁？

　　九月份访华的委员们，都观看了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运会，那么，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基拉宁去哪里了呢？

　　基拉宁去了台北，他要办的事儿和他的同事们之前办的事儿相似：参观全运会——一个叫“中国民国运动会”的“全运会”。

　　难道是基拉宁对台湾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吗？当然不是，他对中国有特殊感情，那倒是真的。

　　卢沟桥事变的时候，爱尔兰人基拉宁正在为英国的《每日邮报》和《每日快报》当战地记者，我好几次想找到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报道，可惜都未能如愿。卸任之后的1982年，基拉宁以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的身份访华，5月5日邓小平会见他时，“基拉宁勋爵谈起了他在1937年作为记者来中国采访所目睹的旧中国的情况，邓小平称赞他是一位既了解旧中国又了解新中国的、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引自新华社稿）

　　萨马兰奇对中国的友好，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但国际奥委会最终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却是基拉宁留下的遗产。对此，何振梁老前辈曾经这样教导过我——

　　“基拉宁多次跟我们谈到：他是一个爱尔兰人，因为他的国家长期处在英帝国的阴影下，所以他对我们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所持的坚定立场是很理解的。但作为国际奥委会的主席，他也需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本着‘奥林匹克主义’的理念，慎重地解决问题，这需要时间……”

　　何老还提醒我去学习历史：在“名古屋决议”之前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国际足联在此前半个月率先做出了恢复中国足协的合法权利、并要求设在台北的足球协会改名为“中国台北足球协会”的，这个结果，既和霍英东先生在国际足联执委会内部积极工作的结果，同时也和时任国际足联主席的阿维兰热（也是国际奥委会委员）在1979年8月的访华有着密切关系——这些历史事件都不是彼此孤立和不相干的。

　　为什么是普莱西德湖？

　　“名古屋决议”诞生一个月之后，国际奥委会通过通信表决，在11月26日通过了这一决议，次日中国奥委会即宣布：中国将参加1980年的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

　　这时，距离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开幕还有77天。

　　普莱西德湖是在1974年10月的国际奥委会第75次全会上，和莫斯科一起获得198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的，当时，美联社记者从这次会议的会址维也纳写了一篇可以当做新闻系教材的报道——

　　“苏联的外交力量和普莱西德湖（纽约州小小的冬季运动胜地）的热情，昨天赢得了分别举办一九八○年夏季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权利。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选择了莫斯科而未选洛杉矶主办夏季运动会。它一致通过同意普拉西德湖，它是提出主办冬季奥运会的唯一候选者。莫斯科是一个七百五十万人口的城市，普拉西德湖的人口为三千。”

　　如果说这篇报道里有什么瑕疵的话，那就是夸大了普莱西德湖的人口：不是三千人，而是两千九百人！

　　2900人，这已经那座小城镇历史上人口最多的时候了，那之后，它在2000年时是2638人，而最近一次201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则是2521人。

　　如果说这篇报道还有什么瑕疵的话，那就是普莱西德湖并非始终是唯一的候选者，它有过一个对手：加拿大的温哥华。换言之，如果不是温哥华看到自己获胜无望而很早就退出了竞争的话，那么或许会留下一个新概念：1980年温哥华冬奥会。

　　这将是普莱西德湖第二次举办冬奥会，之前在1932年它已经举办过一次了。

　　普莱西德湖的居民们知道：和将近半个世纪之前相比，因为这次奥运会而来到这里的人会多得多，于是他们决定建一座奥运村——实在是因为人口太少，他们能为这座奥运村想出的唯一一个赛后利用的主意，是把它变成联邦监狱。

　　因此，参加这届奥运会的各国选手们，其实是住进这座监狱“号房”里的第一批人。

　　同样是因为人口太少，每个普莱西德湖的居民被告知：每人最多可以购买五十张奥运会比赛的门票——

　　没错，五十张！

　　想想你在北京奥运会时的购票经历或者联想到你买车时摇号的经历，你就一定会同意我的观点：这几乎是一种只属于普莱西德湖人的幸福！

　　当然了，让他们幸福的还不只是这些……（房学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