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著名旅游景点南锣鼓巷北口，有家门脸并不起眼儿的“家庭料理店”。在行家眼里，这是一个可以日进斗金的小饭店，但2012年，店主人高雷雷的这家小店，其经营所得只不过足以缴纳房租和支付店员薪水。这一年，高雷雷有半年在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的贫困山区学校支教。作为一名北京国安和北京八喜的足球运动员，高雷雷或许并不为球迷所熟悉，但因为一颗火热的爱心，退役后的高雷雷反倒声名远播。

　　1996年，16岁的高雷雷开始了足球运动员生涯，但直到2011年退役，他也没有在足球方面取得太耀眼的成绩。“我知道，我在足球圈的口碑不是很好，在一些圈内人的眼里，我不太会做人。”高雷雷向记者回忆，“其实，不是我不会做人，而是中国足球圈的做人标准为我所不齿。成为足球运动员之后，我见了太多足球圈的丑陋现象，我的做人标准就是，那些为了在足球圈里混必须违心做的事，我坚决不做。”

　　因为与中国足球圈“潜规则”格格不入，高雷雷也就很难在足球方面出人头地，他甚至因此失去了加入国家队参加2002年世界杯赛的机会。尽管如此，高雷雷依然是一名中国足球运动员，也因此会被贴上“吃喝嫖赌”的标签，这曾让高雷雷十分心痛和无奈。

　　“我在2006年就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我必须做一点事，来改变外界对足球运动员的坏印象。”高雷雷回忆。

　　那一年，正是高雷雷第一次加盟海外联赛。在海外参赛的经历，对高雷雷的思想有很大触动，“我的做人准则受父亲影响很大，他是一名教师，不求回报地帮过很多学生。在他去世之后，我从他的很多学生口中得知，他们是如何怀念、感激父亲，这让我很感动。我在中国足球圈里混迹多年，虽然一直坚持着父亲要求我踏踏实实做人的准则，但也曾怀疑过父亲不求回报帮助他人在当下社会是否行得通。去海外效力后，我看到公益事业在国外非常普遍，一个社会的进步离不开人们的努力，我们应当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一点一滴奉献爱心。”

　　高雷雷曾在澳大利亚足球超级联赛和芬兰足球超级联赛效力多年，这些经历留给高雷雷的最宝贵财富不是每个赛季几十万元的收入，是让他清楚地认识到，一个文明国家的公民责任和一个职业足球运动员应该具备的社会形象。

　　2006年捐建希望小学是高雷雷将回报社会的理念付诸行动的开始。在随后几年不断参加公益活动的过程中，高雷雷的思想也在改变，从最初只是希望外界对中国足球运动员的负面形象能有所改善，到后来成为公益思想的传播者，他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去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合理地奉献爱心。

　　所谓合理奉献爱心，是高雷雷在不断参加公益活动后得出的感悟。“记得我有一次跟随一个爱心组织去山区，一路走一路给穷困的老乡塞钱。一开始一家塞1000元，到最后走访的一家塞了200元，我随身带的现金都捐出来了，但穷困的老乡还有很多。还有一次，我在一个贫困山区被当地老乡骗了钱，我当时特别气愤，我是来帮助你们的，你们竟然还骗我。这几年，这样的经历很多，我渐渐明白，我们不仅要奉献爱心，还要真真切切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而不只是捐了钱、捐了物就算完事。我在想，为什么有些贫困地区多少年也摘不掉贫困帽子，为什么他们年复一年等着别人的救助？”

　　“这就是我在去年拿出半年时间去支教的原因。”高雷雷表示，“穷困地区需要救助，但不能养成依赖救助才能生存的惰性，他们更需要彻底摆脱贫困的办法。他们需要与外界交流，需要赶上社会发展的脚步，进而找到自己的发展之路。”

　　“支教的这半年，我在当地学校代课，一方面是我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孩子，比如，我组织孩子们在山里捡塑料袋等随手丢弃的垃圾。现在山区的‘白色污染’非常严重，捡拾垃圾可以培养孩子们的环保意识，也可以提醒乡民不乱丢垃圾。另一方面，在这半年的支教生活中，我也能深入了解当地人的生活，知道他们最缺的是什么。”

　　在四川马边支教的半年里，高雷雷为当地捐赠了一部“大鼻子”校车：“有的孩子翻山越岭，每天光花在上学路上的时间就要3个小时，校车可以通达有公路的地方，每天能给这些孩子节省1小时也是好的。”

　　受高雷雷感染，成都谢菲联、北京八喜等足球队都曾为四川贫困山区的学校捐钱捐物。高雷雷在北京国安时的队友也常常在光顾他的小店时留下现金，但高雷雷通常不接受队友或顾客的直接捐钱，“人都是有贪念的，谁知道这些钱在被层层转手之后会不会被克扣？我一般会帮着联系好贫困山区的学校，那边说了缺什么，我就让有爱心的朋友买好了直接发过去。”

　　“我现在的经验是，捐钱不如捐物，捐物不如捐时间。”高雷雷表示，“我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才认识到，捐时间其实是最难的。”

　　高雷雷近日在结束支教后回到了北京，他要先打理好店里的生意，争取下半年再次踏上支教的旅程。

　　本报北京1月2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