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忠贤

　　没有一分钱、没有设计师、没有设备、没有技术、只有一块地，怎么建球场？23年前，就在这样的极端条件下，牛人牛忠贤愣是用土方法、“笨”方法，在3年时间内完成了北京乡村高尔夫[微博]俱乐部A场、B场、C场共27个洞的设计和建造。球会开业后，一家国外的高尔夫杂志说：“牛忠贤的出现，让中国大陆人自己设计建造球场的历史至少提前了20年。”

　　文／本刊记者 卢晓 图／王维 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提供

　　从翻译到设计师

　　1987年底，北京市顺义区马坡乡政府请属地上的企业领导年终聚餐，联络一下感情。北京高尔夫球俱乐部(以下简称北高)中方第一副总牛忠贤是受邀对象之一。聚会上，时任顺义区马坡乡农工商公司总经理的程春博找到牛忠贤，把他拉到一边，悄悄对他说：“你是球场的经理，我也想搞一个球场，你能帮我吗？”

　　程春博为什么想建球场？圈子里传闻，他曾去北高打球，但被拒之门外，一气之下他也要建一座球场，向北高叫板。

　　也有人说，程春博并非打球被拒，而是他带着自己的朋友私自进入了球场，被球会的人发现后婉拒请了出去。

　　这两个版本哪个正确已经无从考证。不过，程春博想建球场的真正原因可能是，北高开业后，看着外汇兑换券(当时在北高打球需要用外汇兑换券结算)源源不断地流向球场，他心里也动了建球场赚钱的念头。

　　牛忠贤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就跟程春博有关。

　　牛忠贤说：“我跟别人不太一样，否则我的人生不会有这么大的跨度。”他的人生跨度确实很大。1965年，他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体委(现国家体育总局)担任翻译。他从小喜欢体育，初中时踢足球一星期踢坏一双球鞋，被妈妈抱怨“养不起”，大学毕业后分到国家体委工作，也算对了他的胃口。

　　1987年北高开业，由于是国家体委和日本的合资项目，牛忠贤被调到球会担任中方副总。就是在北高工作期间，他认识了程春博，然后从一名球场副总，变成了一名球场设计师。

　　不过当时程春博把他叫到一边耳语的时候，牛忠贤跟他并不熟，对于他要搞球场的想法，牛忠贤吃了一惊，“你想建球场？你有地吗？你有资金吗？”

　　程春博当时手里并没有地，但马坡乡向阳大队和大营大队在潮白河畔有1800多亩林地，他觉得可以拿到手使用。

　　第一次见面后不久，程春博打电话给牛忠贤，告诉他地已经拿到了，并邀请他抽空去现场看地。牛忠贤后来才知道，程春博用股份制说服了向阳大队和大营大队，拿到了那1800多亩林地。

　　去现场看完地后，牛忠贤说：“地不错，可以建球场，你抽时间给我一张地形图，画好红线。我没有建过球场，你相信我，我就全力以赴地给你干。”

　　当时，牛忠贤是程春博认识的惟一一个懂高尔夫的中国人，除了牛忠贤，他请不到也请不起外国人，牛忠贤是他心中的惟一人选。

　　事情逐渐有了一些眉目，程春博开始想办法把牛忠贤借调过来。当时的牛忠贤还在北高，只有把他借调过来，建球场的事才能顺理成章地进行。

　　虽然在北高工作，但牛忠贤的编制在国家体委。在借调他的问题上，程春博再次体现了他的运作能力，他通过北京市政府的关系，成功把牛忠贤从北高借调到了顺义区马坡乡。

　　据牛忠贤讲，他被借调到马坡乡建球场算是“租用”，程春博每年要向国家体委下属的中国体育服务公司支付1万元的“租金”。

　　牛忠贤是1988年10月11日离开北高的。在那之前，他的所有借调手续都已经办好，程春博也催他早点过去，但每月10日是北高的发薪日，牛忠贤告诉程春博：“你再等等，等我把这个月的工资领了我就过去。”

　　领完了工资，牛忠贤收拾好东西，程春博企业的司机用一辆北京吉普车，把他拉到了潮白河西岸。

　　牛忠贤为什么这么容易就被程春博说动心了？

　　照着葫芦画瓢

　　其实，在建球场的问题上，程春博的想法与牛忠贤是不谋而合的。在程春博找到牛忠贤之前，牛忠贤自己也在琢磨建球场的事。当时，他一周六天都在北高工作。北高原来是一片林场，他对这座林场的书记说：“日本人能在这儿建球场，你们南面也有一片林场嘛，我们可以合作，再搞一个球场。日本人能建，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建？”

　　林场书记对他的话很赞成。牛忠贤见有戏，就去找中高协的人试探他们的口风。结果，中高协的人认为这件事太复杂，大家工作又忙，照顾不过来，当头给牛忠贤浇了一盆冷水。

　　其实，只要中高协下了批文，牛忠贤就能去运作资金。既然中高协的人不同意，后面的事也就没法谈了，建球场的想法只能不了了之。

　　没想到，程春博竟然跟他想到一块去了，当他找到牛忠贤的时候，牛忠贤心里的那股热情再次被点燃。

　　牛忠贤还在北高时，有一次他跟草坪科的机械师李师傅聊天，“老李，中国人在三年之内也要搞一个球场，你相信吗？”

　　李师傅听完哈哈一乐，“老牛，你姓牛，也真能吹牛。”

　　牛忠贤跟李师傅说这话时，建新球场的想法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只不过除程春博等少数几个人外，并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

　　从国家体委借调牛忠贤时，程春博说得很清楚，借调他就是为了建高尔夫球场。但问题是，他会建吗？

　　牛忠贤没学过球场设计，那他到底会不会建球场？到现在见到他，谈到这个问题时，他都掷地有声地回答：“没有金刚钻，我不揽瓷器活。”

　　那他球场设计的知识是哪儿学的？“我是无师自通加刻苦钻研。球场就是活生生的教科书啊。”解放前，牛忠贤的父亲在上海卷烟厂工作，他的顶头上司、负责仓库管理的是一个外国人，跟着他，牛忠贤有机会参观过外国人在上海建的一个18洞球场。

　　在国家体委时，牛忠贤曾作为翻译陪代表队去过加拿大、美国和非洲等地，在国外他参观了一些球场，对于高尔夫球场有了一些感性认识。

　　牛忠贤是外语专业的学生，他英文水平不错，在北高工作时喜欢看国外的高尔夫杂志，看完也爱琢磨球场的布局。他曾在美国见到小罗伯特-琼斯，两人有过几次简单接触。小罗伯特-琼斯曾带他和同去的中国高尔夫团队参观球场，特别是前者设计的、当时正在建造的西班牙湾球场，让牛忠贤从中学到不少东西——这些都为他的球场设计之路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牛忠贤拿到程春博给他的地形图后，就开始画球场的规划图。作为一个半路出家的设计师，又是第一次设计球场，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去请教现成的“老师”北高。那段时间，他没事就往球场的草坪科跑，由于是中方副总，接触到北高的图纸并非一件难事。

　　牛忠贤的画图工作都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晚上他开着灯，把图纸贴在门后面，一边思考一边动手画，画了一稿又一稿。终于，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以下简称北京乡村)的规划图出炉了。

　　现在看，牛忠贤还是对当时北京乡村的规划图感到满意，“北京乡村已扩建成54洞，23年前规划的停车场到现在都不嫌小。”

　　很多人都说，北京乡村的球道图是参照着北高画出来的。一定程度上，这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牛忠贤是参照着画，而不是照搬，他通过分析北高的球道图，对北京乡村的球道进行了一些改进，比如把河边的某些球道垫高1－2米，避免了夏天潮白河进入汛期后给球道带来的水害。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北京乡村A场和B场两个9洞的球场规划图终于成形了。他打电话给程春博，告诉他这个消息。程春博马上联系人，定好了时间，大家约在程春博的木箱厂的二楼办公室开会，一起审图纸。

　　当天的会议，程春博请了国家体委、中高协、北京市的领导、北京市武警部门的领导和顺义区的领导。牛忠贤是最后一个到的，他忙完北高当天的工作后，揣着图纸匆匆赶到了会场。

　　众人对着图纸在会议室里研究了半天，最后出席会议的全体人员一致同意，把北京乡村的规划图拍板定了下来！

　　一个毫无设计经验的设计师，用自己“偷师”别的球场画出来的设计图纸，带领着一帮农民，要在没钱没设备的情况下建一座球场？

　　在外国人眼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不光外国人泼冷水。球场动工前，马坡乡也有一些人不理解，有人说：“现在城里吹牛的人有的是啊，骗子多得很。”

　　他们觉得，牛忠贤就是城里来的骗子。

　　对这种看法，牛忠贤说：“我们真正做事的人不计较这些，我相信真心实意会感动上帝，得道者多助。”

　　四处欠钱，讨债者多多

　　牛忠贤和程春博有一个大梦想，但成功的第一步迈得格外艰难，因为没钱。

　　早在建球场之前，程春博跟牛忠贤说：“资金的事你不用担心，我去运作。”程春博这位企业家也真有手段。他跑到县里找到县委书记和县长，让他们批条子，他自己拿着条子去顺义县某银行找行长借钱。

　　行长哪敢这么轻易借钱给他，可他有县里的批条，行长又敢不借。最后经过软磨硬泡，银行终于答应借50万给程春博。

　　但程春博拿到手的钱可不是50万，而是42万多元。银行估计他们借款到期后还不了贷款，就先扣了7万多元的利息。

　　钱到手后，球场动工了。牛忠贤开始放线伐树，给球道定位。同时，他派人到山东购买土方机械和运土方的车辆。没有造型机械，就租用个体户的东方红推土机，对球场进行粗造型。

　　但这笔钱只坚持了几个月。做完第3个球道的粗造型和一个练习场后，第4个球道做不下去了，因为又没钱了。没钱的那个冬天格外难过，为了能让这个项目继续下去，球场甚至组织人去大庆拉油，去山西拉煤，运到北京来卖。

　　熬过了冬天，牛忠贤和程春博终于等到了援助，时任北京市顾问委员会主任的王宪向他们伸出了援手。

　　王宪在顺义区当过书记和区长。程春博见到他时，跟他说起了顺义正在建球场的事，并邀请他过去参观。王宪参观时，工地已经因为没钱停工了。看完工地，王宪没有吭声。几天后，他带着一帮人又来了，当着这些北京市很多部门领导人的面，王宪说：“这个球场是程春博建的，也是北京市的。现在他没钱，你们每个部门都出点钱，多少不定，你们回去看着办。”王宪一声令下，这个部门30万50万，那个部门10万20万，球场的钱荒就这样暂时得到了缓解。

　　但没钱是一个贯彻始终的问题。有一段时间，球场欠薪3个月，人心涣散。程春博等人在外访问，牛忠贤只好亲自出马借钱，给工人发工资。他找到了马坡乡的乡长，让他想办法解决工人的工资问题。乡长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来钱的地方——养鸡场，“老牛，我们去养鸡场借钱。”

　　两人去了养鸡场，从那儿借来了3万块钱，解决了欠薪的问题。

　　由于经常出去借钱，牛忠贤都借出经验来了，“我们借钱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们尽量用诚意打动人家，实事求是地跟人家说，而且一定要告诉别人，我们在干事业，我们在建球场，等建好了一定还。”

　　后来球场开始营业后生意不错，建球场时欠下的钱一一还清。当然，这是后话了。

　　有一段时间，由于欠债欠得实在太多，牛忠贤几乎每周都得应付讨债的人，“要账的人有时一来几拨，来球场要债。我们用农村家常菜和啤酒招待他们，不过大多时候还是没钱还债。我告诉他们，我们不是骗子，要不然早跑了，你看，我们是不是还在干活？等钱款到了，我们一定还你。”

　　土办法建球场

　　牛忠贤称自己的建造方案为“牛氏方案”。在那个特殊时期，他的“牛氏方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牛忠贤到达潮白河对岸时，程春博已经组织好了农民，他们正等着牛忠贤一声令下，开辟出一条又一条球道。

　　怎么打开一个球道？首先得把树伐倒。请不起专业的测量队和伐树人员，牛忠贤就琢磨土办法。对照着图纸，他指挥农民工用皮尺测量，量好后，他让人买来了尼龙绳，系在要伐的树上，并在树上涂上红漆，开始伐树。

　　用皮尺测量肯定有误差，至于如何把误差降到合理范围，这大概只有牛忠贤自己知道了。

　　2010年，北京乡村A场和B场的球道改造，牛忠贤又一次用这个土方法定位要伐掉的树木，这个土方法的准确性把球场请的老外监理吓了一跳。

　　球场的粗造型用东方红推土机，细造型没有设备，全部用人耙，一帮农民用耙子完成了球场的细造型。土壤的改良，别人都用腐殖土，他们买不起，改用黄土。见到牛忠贤往球道上拉黄土，北高的日本人暗自发笑，“牛先生竟然把黄土拉到球道上。高尔夫球场是掺沙子的，怎么能掺黄土呢？”

　　日本人说得对，牛忠贤做得也对。北京乡村的地下全是沙子，当地的农民跟他说：“牛总，这种沙地我们上不起肥料，我们把黄土拉到沙地上一掺和，就等于施肥了，效果非常好。”实践证明，劳动人民的智慧非常靠谱，土壤改良获得成功。

　　种草的过程更是绝对的牛氏特色。牛忠贤说：“我敢说， 北京乡村的种草方案，至今没人突破我。现在建球场，每平米要用15－20克草种，我当年每平米仅种了4－5克。”

　　每平米种4－5克草种，球道上的草能长起来吗？能！在种草之前，他曾专门在温室里做了实验，实验的结果很成功，这让他很有信心。

　　当然，除了种植技术外，草种的质量也要过关。他跟草种供应站的人说：“你的草种卖给我的价格比市场价高一点，我能接受。但我有三个条件：一、我现在没钱，得先赊着；二、你得保证草种质量过关，成活率在85%以上；三、为了证明草种的成活率在85%以上，你得出示中国农业大学李敏教授签字的实验报告。”

　　李敏后来对牛忠贤说：“我当时真是提心吊胆，虽然草种质量过关，但你带领一帮农民，种1000多亩的一大片草坪，我真担心长不出来啊！”

　　一切就绪，开始种草。牛忠贤指挥农民把草种跟沙子掺和起来，用的还是土方法，“我让他们买了几块塑料床单和几个脸盆，然后告诉他们，1脸盆的种子，掺和10脸盆的沙子。”不花钱的沙子球场上有的是！掺拌好草种后，工人用人工手播的方法，把草种撒在了具备播种条件的球道、发球台和果岭上。

　　牛忠贤自己也承认，虽然实验已经证明了这种方法的可行性，但这么做还是冒着风险。不过风险虽大，钱却省下来了。

　　没钱买种子，更没钱买喷灌系统，但球场又怎么能没有灌溉系统呢？他看了国外早期球场的一些资料，又研究了中国的农田水利，最后想出了解决办法：在球道一侧埋下PVC主管道，把18个球道连通，每隔50米处设一个出水口和闸阀，利用消防栓和农田灌溉原理，对球道进行喷灌。果岭四周的灌溉则在管道上了装上了球阀，往下一插，球阀打开，水就出来了。

　　整个球场建造的过程，用牛忠贤的话说就是“整天解决困难”，不仅是技术设备上的困难，更有复杂的人际关系上的困难。球场会所建好后需要安装中央空调，空调用房的地面上有两棵苹果树挡住了路，必须伐掉才能施工。按照协议，果树不能随便伐。为了这两棵树，向阳大队专门派人蹲在树旁，严防被人砍掉。

　　这种局面牛忠贤真是没了办法，找不到人协商，也没办法伐掉。后来他摸到了规律，每天中午看果树的人要回家吃饭，牛忠贤决定趁着他回家吃饭的功夫，对这两棵树下手。

　　吃完饭回来，看树的人可不干了，他吵着闹着向牛忠贤要一个交代，“你把我的树伐了，你把它接上去！我们队长让我看着树，你现在把它伐掉了，我可怎么办啊？”

　　牛忠贤一挥手，“你不用管了，我去跟你们领导交涉。”最后，球场每棵果树赔了几百元，事情才平息下去。

　　就这样克服了重重困难，北京乡村18洞(A场和B场)的修建工作终于画上了句号。

　　1990年亚运会前，北京乡村开业！

　　叫板北高

　　北京乡村开业后，各方反应非常强烈。

　　谁都没想到，也不敢想象，在没钱、没设备、没技术、没设计师的情况下，中国人竟自己设计建造了一座球场！

　　有的人都惊讶，中国改革开放才几年？引进高尔夫才几年？怎么就能自己建球场了呢？

　　当时新加坡的一个政要在北京疗养，他手下的人告诉他，中国人在顺义区建了个球场。他听完后根本不信，“你简直胡说八道，他们连球都不会打，怎么可能自己搞球场呢？”

　　北京乡村是在亚运会前开张的，这也算是在跟北高叫板。实际上，按照北京乡村当时的情况，选择在那个时候开业确实有些仓促。6月份的时候，还有1-2个球道没来得及种草，虽然已经过了种植期，但为了能赶在亚运会前开业，球会还是让人种上了草，最后草都长得不尽如人意。

　　北高是北京亚运会高尔夫球比赛的主场地。但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备战保密，一些代表队也会到北京乡村训练。潮白河畔突然出现了两家高尔夫球场，组委会有时候也会犯迷糊，明明是送到北高的两辆球车，一不留神就被送到了北京乡村。

　　从某种意义说，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是国内第一家大众化球场。牛忠贤说：“我当时给球场的定位就是大众化球场。我不是不想做高档球场，但当时没条件，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只能这么做。”

　　当初，牛忠贤答应程春博，他会在一年时间内把18洞球场建好。但由于受到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牛忠贤最终花了将近两年时间才把北京乡村A场和B场的18洞建好。

　　一开始，北京乡村规划了27洞。1991年，在建成了A场和B场的18洞后，北京乡村C场的9个洞也开业了。经过前面18个洞的磨合，牛忠贤觉得C场的9个洞真正让他找到了做设计师的感觉，“最后9洞比前面的要好，现在仍有很多人喜欢去打，20多年前的思路现在依然被认可，说明C场做得相当成功。”

　　1991年的北京乡村共有27洞，它从球洞的数量上完成了对北高的超越。

　　27洞全部建完后，牛忠贤谢绝了程春博请他当总经理的邀请，离开了北京乡村，回到了国家体委。

　　中国第一个球场设计师

　　回到国家体委后，牛忠贤的生活再次发生改变。

　　1992年他离开国家体委下属的中国体育服务公司，加入兰星高尔夫事务所和兰星高尔夫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星公司)，继续担任球场设计师的工作。

　　牛忠贤进入兰星公司也算机缘巧合。兰星公司原来是一家草坪公司，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高尔夫，他们发现高尔夫的草坪是所有草坪中最好的，于是想涉足其中。

　　牛忠贤曾去兰星公司讲过课，那次讲课为后来的合作打下了基础。他离开了国家体委后，想涉足高尔夫领域的兰星公司找到了牛忠贤，就这样，国内第一位球场设计师来到了兰星公司，带领兰星公司成为了国内第一家球场设计建造公司。

　　对于牛忠贤国内球场设计师第一人的地位，有人并不认同，对此牛忠贤说：“北京乡村是我设计和建造的，它1990年开业，在它之前，中国有多少球场，掰着手指头就能数得过来，在我之前还有哪个中国人主持设计和建造过球场？我不是第一个谁是第一个？别说我个人了，后来我到了兰星公司，有了一个团队，兰星公司可是国内第一家设计和建造高尔夫球场的公司啊。”

　　去兰星公司时，牛忠贤51岁，他给兰星公司的承诺是，“10年时间，我给你们培养一拨人，然后60岁我就退休。”

　　到兰星公司后，牛忠贤接的第一个工程是廊坊京津花园高尔夫球场。建这个9洞球场有不少的偶然性。当时的业主正在建楼房，但后来资金出了问题。房子没盖完，空着很多地，他们找到了兰星公司，想让他们帮着种点草坪。

　　牛忠贤建议他们，种草不如做球场。看到高尔夫球场的草坪后，业主动心了，决定建球场。由于地方太小，牛忠贤一开始只规划了6个洞，但后来他带领团队，闪转腾挪造出了9个洞。

　　兰星公司初期做了不少“救火队员”的工作，一些球场做不下去了，就会请兰星公司救场。有的球场虽然有设计师的名字，但实际工作都是兰星公司做的，四川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就是其中之一。

　　四川国际高尔夫俱乐部请的设计师是台湾一位知名职业球员，但由于各种原因，他的设计夭折了。眼看工期在即，有人找到了兰星公司，牛忠贤和宋宝健等人马上赶到了四川双流。

　　到双流后，业主把他们安排在双流县一个三星级宾馆。关在房间里3天，牛忠贤等人画出了球场的规划图。

　　最后，球场规划图被业主接受，工程设计就由兰星公司接手了。但球场建成后，设计师的名字写的还是台湾球员的名字。

　　四川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是兰星公司和牛忠贤打的关键一仗，那之后兰星公司的口碑和水平都有了大的提升。再后来，兰星公司逐渐成长为业界知名的球场设计和建造公司。

　　当时进兰星公司时，牛忠贤说：“既然我能把第一个球场建起来，我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培养第一拨设计建造队员，让星星之火在中国大地上燎原。”

　　如今，他的弟子卢军和宋宝健等人都已成了业内知名的球场设计师，中国的设计师团队也真的从星星之火，壮大到燎原之势。

　　60岁后，牛忠贤兑现当初的诺言：离开兰星公司，正式退休。

　　牛忠贤现居住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