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很多中国运动员的幸运年，他们在自己的家门口赢得了奥运冠军，而邹市明是其中一个。4年之后，他在伦敦奥运会卫冕成功，再获男子拳击轻量级金牌。“拳击是个弱势项目，我们为什么要一直走到今天？就是因为我们越是弱势越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个项目发展。”邹市明对《南都周刊》记者说。

　　他开创了“海盗式”拳击。所谓“海盗式”拳击。就是拳击时特点是“一击命中，立即遁开”和“防守撤退时，突然出拳反击，并得分”。

　　不过，拳击分两种，一种是奥运拳击，另一种是职业拳击。从后者的角度来讲，奥运拳击实际上是一种“业余拳击”。两者的差距不仅仅是普通观众看到的职业拳手不戴头套。

　　在今年7月，和哥伦比亚拳手德拉罗萨交手之前，所有的人都觉得奥运冠军邹市明没有转型。“33岁的他能打满10个回合吗？”这是电视评论员的忧虑。

　　7月17日，德拉罗萨在澳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他这样谈到邹市明：“邹市明并不可怕，他的业余痕迹太重。”

　　邹市明曾有的优势现在被人诟病：业余拳击的味道太浓、与对手正面对抗少、没有重拳、对手太弱、回合数太少……

　　鸣金开赛。邹市明打破对手左眼上方，拳台上开始血肉横飞。

　　观众甚至体育记者才慢慢发现，可能不习惯职业拳击的不是邹市明，而是他们自己。中国人参加职业比赛后，观众才真正嗅到了比赛的血腥味。

　　拳击台上方的大屏幕将每一拳击打放大数倍呈现在观众眼前。第九、第十个回合时，邹市明不再躲闪，如雨的拳头击打在血流满面的德拉罗萨身上，整个场馆里爆发出“打！打！打死他！”的嘶吼。

　　最终，邹市明以点数优势击败对手，第一次摘取了金腰带。按照惯例，只有12个回合的拳王争霸赛才会颁发金腰带，而当晚邹市明出战的是10回合赛事。他拿到的是世界拳击组织也会为那些极具威望、潜力和号召力的拳手特设“国际金腰带”。

　　8月9日，记者与邹市明聊天的时候，眼前飞舞的仍是拳头的影子与慢镜头的汗珠与血珠，话题自然而然转到了职业拳击的残酷。

　　“走到现在这样一个社会，弱肉强食的社会，你走慢一点就会被吃掉的一个社会，我觉得做什么都残酷。”邹市明淡淡地说。

　　“想问一下，有其他什么东西比职业拳击更残酷吗？”

　　“在我们拳击界，你是不是冠军，别人对你的笑脸别人对你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慢慢走下坡路……社会是很现实的，它今天对你笑可能明天它就给你摆脸。”

　　从奥运比赛到职业拳击，人们总觉得他转型不太大，除了职业比赛的残酷。

　　“转型不光是在拳台上表现的东西，还有更多是内心的。”从体制内走出来会有一个生活上的变化。以前邹市明是国家队的宝贝，走哪儿都有一群人跟着。需要考虑的只是吃好睡好练好比赛好，现在邹市明要自己花钱去建立自己的团队。

　　“第一次走出去的时候，就仅仅是我和我的爱人。我们拖着两个行李箱手牵着手走到美国。就是那样相依为命的感觉，未来很多东西都是空白的，就是一张白纸。因为我们选择走的这条路，有可能之前我两届奥运会积累的一个高塔可能一下子全部就没了。我们自己去找房子，自己去买菜，自己煮饭，自己去找车，自己去训练馆自己找教练……”

　　当话题又转回到职业比赛的残酷，邹市明试图说服我，拳击比赛本身是一项很绅士的运动，两个人讲好了规则去打，是一件很文明的事情。我发现他的话很有道理，世界上所有的残酷，也许都包含了不讲规则这个特点。

　　“奥运拳击，冠军只有一个，然后你的陪练、第二名第三名还有很多没有名次的运动员，他们不会被曝光在闪光灯下面。”

　　以前体育局开会，坐在前面的全是乒乓球羽毛球成绩好的项目，拳击队只能坐在最后一排。“拳击运动员也希望能做出点什么成绩来，让其他的项目正视我们。”

　　拳击是一个弱势项目，从事它的人是贫困的。“有可能受伤以后回到大山，回到乡下，回到农村，有可能双目都失明了。只能靠着一点点补助来过日子。还有很多人有可能走上黑道，有很多人跟着老板去当打手，有很多进了监狱。”邹市明说。

　　冒险的机会

　　现在，没有人怀疑胡佳是转型成功的运动员。他现在做私募股权投资，还运作柯美利节能科技公司。当然，其实也没有多少人能体会到胡佳获得奥运会冠军之后的沮丧心情。

　　“2008年5月份我回到广州，整整一年的时间，我膝盖的伤病、脚腕的伤病，脚腕当时韧带拉断了一半，膝盖髌尖末端病、椎间盘突出、肩韧带撕裂、两个眼睛视网膜脱落，全身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伤病太严重了，没有办法，练不动了。2009年年终的时候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参加比赛了，很痛苦。”

　　为了奥运冠军拼命可以理解，获得冠军之后仍然拼命普通人难以理解。记者发现冠军除了能吃苦之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一定做有意义的事，把有意义的事做好是他们的本能。

　　胡佳说：“我那时候碰到一个很迷茫的时期。”

　　胡佳后来去北川。“看到了一种无形的东西，这些孩子们特别自强不息，看到他们整个的精神面貌，你能感受到这种很坚强的力量。”他觉得自己收获很大。

　　他开始读书，张德芬的《遇见未知的自己》给了他极大的启发。

　　今天的胡佳，除了是专业的投资人、企业家，还是经常受到邀请的演说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做分享”，“传递正能量”。他讲话的时候，声音抑扬顿挫并配合恰到好处的手势。这个架势来自在跳水队的时候，“我们请完于丹老师过来给我们讲课之后，我们发起了一场活动。领队让我们写一个五分钟的稿子，背下来，表达，演讲。”

　　现在，很多见过胡佳的人都觉得他转型很成功。“我跟别人讲专业知识的时候他们会很诧异。都会讲一句话，唉呀，我也接触过运动员，但没有想到你这么优秀，你太不一样了。我认为你一定能成功。但是实际上这句话是矛盾的。”

　　记者一时没想到这句话有什么矛盾。

　　“是悖论。我们在这个社会中竞争的是运动员吗？这不是在以前的运动赛场了，你竞争的是清华、北大、985、211出来的优秀人才。”

　　胡佳强调“我做事情特别讲究逻辑”，他的第一个项目“柔性边坡”就是有意义的，也是有逻辑的。

　　“我们很多高速公路，很多山体与混凝土所做的边坡会造成一些水土流失。”胡佳和他的朋友发现韩国的一个技术在中国刚刚出现，这种技术是用无纺布做成一个袋子，按照三角形金字塔的结构叠加起来，做成固定的边坡的造型。

　　“我要做的是利国利民的或者说是正面的行业。而这个东西刚好又碰上来了，我觉得不错。”但做了半年之后发现这个项目根本没法做。两个集装箱的柜子进了几十卷无纺布，到现在还压在库存。“没有亏钱，但是我库存压到现在。大概五十多万吧。”

　　“你觉得自己可以这样冒几次险呢？”记者问。

　　“嗯……还是可以冒很多次的。原因在哪里？2000年奥运会回来我给父母买了套房子，之后又去北京买了第二套房子。然后就是有钱就买房吧。我从2000年开始分别在北京武汉广州这些城市都买了一些房产。”

　　后来胡佳跟记者说，他给自己三次冒险的机会，但第二次就成功了。一个朋友介绍了合同能源管理的项目。“我投资你节能。假如你家电费有100块钱，我来帮你换帮你投，帮你安装帮你维护你的整个LED，帮你节省了70块，这70块你交给我一部分，剩下的就是你节省的。不要你出钱，你跟我签一个五年合同、十年合同、十五年合同，这么来干，这叫合同能源管理的分享模式。”

　　这也是一个充满正能量与有逻辑的项目，目前已风生水起了。“第一年签了17张单。广东的我们做的第一个单就是正佳广场，第二个项目是新世界，第三个项目是雅居乐。直到今年为止，我们做了将近有160多个项目。我们的市场开拓能力很强。”

　　参加一次开发商活动的时候，一个总经理恰好站在胡佳旁边。当时胡佳看了一本书叫《把握住机会》。“我们还放不下自己的脸面吗？但有些时候是很难突破的，当时我做到了。我跟他说，嗨，你好，你一会儿有没有五分钟时间跟你聊一聊，请教请教你。然后我跟这个客户成为了朋友，他教了我很多东西。”

　　后来胡佳问他，我当时是一个初次创型的企业，你这么大的公司为什么会选择我呢？他说：“胡总，一个半理由。一个理由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不会受任何损失，你投资嘛。半个理由是你有一个光环嘛，你是奥运冠军，同时你又这么努力和付出，我愿意帮你。”

　　外面的人说胡佳转型最大，也最成功，但胡佳的话给我的印象是，他其实并没有转型，他成功的一切来自于跳水队。

　　萨马兰奇难题

　　中国国家跳水队有个笑话，闻到香水味就知道领队要来了。“我们走到里面一闻，就知道领队今天在训练馆，就已经这么敏感了。领队一来所有人的气势都不一样，所有人都会打起十二分精神，好好地跳每一个动作。”

　　对着那些年幼的孩子，中国跳水队领队周继红讲的话题有些远。“她说退役的时候我很痛苦，我当时在读北大，我当时发现我根本跟不上，我又能怎么样呢？最后我还是去读的北体大。”胡佳跟记者回忆周继红给他们讲过的话，“领队经常跟我们讲你要学习，你要提高素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管理的人都会如此认为。就像你讲的，运动员是被圈养的。”

　　与其他传播正能量的人不一样，胡佳不回避问题。“很多管理者在管理的过程当中，他希望你知道的越少越好，他希望你与社会越脱节越好，因为洗脑之后更容易管理。”

　　周继红从很早就开始想到了运动员的退役问题，花了两年的时间，2002年中国跳水队十个人正式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学习基础课。

　　“学完基础课，2004年正式进入人大的商学院读书。商学院副院长给我们教管理学，讲得最多的是花旗银行的案例。”

　　此后胡佳开始投资基金，委托家人炒了点股票，成绩不错。现在管理公司，胡佳碰到难题就回想跳水队，以前中国跳水队是否有发生过类似事情，他们怎么管理教练，怎么管理运动员。

　　“很多道理是相通的啊。中国跳水队怎么内部竞争，怎么调整怎么比赛怎么攻下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杨威同样提到管理者的问题。“退役之后是个很重要的时候，这个时候国家确实可以做一些事情。国家体育中心的网站上面有各种培训，但是宣传力度还不够大，基本上我接触的退役运动员的家长们都不知道这个事。”

　　运动队常见的模式是将孩子借到外面正规的学校去上学。上午上课，下午回来训练，但有的学校会把主课放在下午。现在的做法是晚上请老师来给小孩补课。但这样还远远不够。

　　杨威想自己办学，在体操队里办小学教育。比如有十五个孩子，请三个老师，这三个老师不用像外面的老师那样把每门课程都传授到，语文数学英语要学好，告诉他们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观念、表达观念和阅读习惯。“但是这里面有个矛盾，国务院发文明确指出在九年制义务教育里面必须要到教委承认的学校去教学。”

　　“有的管理部门不会去重视运动员的文化这一块儿，或者是不会把它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而我会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我会把它当成与训练同等重要的位置去抓。”杨威说。

　　目前中国体育界运作比较成功的基金是李宁公司主导的“中国运动员教育基金会”，成立以来为运动员的文化学习做了很多工作。该基金会在香港注册成立，发起人为李宁、蔡振华、李永波、许海峰、周继红、黄玉斌等前奥运冠军。

　　胡佳也有参与，“我会跟退役运动员分享我的经历。我现在还不能叫成功。但至少我走了四年。”

　　杨威建议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运动员发展基金”，所需要的资金额将非常大，仅仅靠社会的支持和企业的支持是不够的，必须有国家的支持作为后盾。杨威设想“国家能否出台政策，将每年中国体育彩票的总收入的一部分，例如百分之一，哪怕是百分之零点五……政策性地和强制性地纳入这项基金。”

　　国际奥委会的前主席萨马兰奇曾经说过：“国际奥委会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任何场合，随时随刻听从运动员的调遣。”杨威在论文中引用了这句话之后说，这充分表明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以人为本、以运动员为本的文化宗旨。相比这下，中国在尊重运动员和提倡运动员参与和主导体育事务方面，无论是在观念上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上行动上，都和“体育强国”的形象有着很大距离。

　　要成为真正的“体育强国”，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全方位的，得到金牌并不意味着目标已经完成。

　　如果有一个退役冠军希望在第二个人生里付出精力(还有多年积蓄)，愿意承担风险去创业，他们除了希望得到社会的扶持之外，更希望进入的是一个公平的市场经济环境；如果社会能听从这样的吁求，并相应作出理性改变，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会受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存状态都会因此得到极大改善。如果真能这样，冠军值得我们所有的人再感谢一次。　　林丹是在当运动员的时候就开始转型的。“伦敦奥运会结束之后我其实休息了半年。所以大家也知道我的世界排名一下掉了很多。从今年年初开始慢慢打，现在已经回到了二十左右。我也希望下半年的比赛自己能再慢慢的把世界排名打进前十或者是打得更高。”

　　他目前考虑的是延续运动生涯，而不是完全的转型：“我觉得专业运动员可能会为了一个伟大的梦想，去全力付出，以后可能就选择退役了。而职业运动员会长期尽可能让自己保持一种非常好的状态，让自己的职业生涯能够延得更长。”

　　与林丹相似，同样在走职业化道路的邹市明，做着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他不忌讳谈钱，外界猜测他一年能挣到100万美元。 “比这多，”他平静地对记者说，“如果说我要开俱乐部，一定会把以前退役的运动员请回来。”

　　邹市明以前为一块金牌而打。现在，他试图用双拳生生打出一片市场。在他梦想的一个个俱乐部里，长期处于贫寒与伤痛之中的昔日同行，都变成了衣食无忧的教练，满面红光地愉快授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