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仙虎对当年轻取全英羽毛球锦标赛男单冠军科普斯的情景记忆犹新。那是中国羽毛球的第一个鼎盛时期，是外界公认的“无冕之王”——

　　背景：中国羽毛球的发展得益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从印尼归国的华侨，经过几十年努力，这项运动在中国得到广泛普及，运动成绩也日益突出。

　　受访人：汤仙虎(中国羽毛球队原运动员、教练员)

　　虽已年过古稀，但汤仙虎把在东莞的家收拾得井井有条。他拿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收集的有关中国羽毛球队的报纸集册，将他与中国羽毛球的情缘娓娓道来……

　　记者：你的羽毛球生涯是怎么开启的？

　　汤仙虎：我的祖籍是广东花县(现为花都)，六代居住在印尼。我早先生活在印尼南邦的一个小城市，由于父亲和舅舅喜欢打羽毛球，我七八岁时就跟着他们打。当时印尼羽协在各地都有教练教羽毛球，我也去参加了兴趣班，当时纯粹就是兴趣，练着玩。

　　记者：在印尼，你打出了什么名堂？

　　汤仙虎：我14岁时，觉得练得差不多了，就到雅加达一家羽毛球俱乐部打球。那里有几个印尼国手，有个叫陈有夫还夺得过全英羽毛球锦标赛男单冠军。我当时主要模仿陈有夫的打法，他速度快、爆发力好、技术全面，大家都说我的技术风格有“陈有夫”的影子，在当地小有名气。后来在几个老板的推荐下，我有幸参加了印尼大埔同乡会，这个同乡会的老板非常热爱羽毛球，经常出资让我们参加各种比赛。在印尼羽协主办的全国比赛中，我进入过男单前八名。

　　记者：是什么促使你作出回到祖国的决定？

　　汤仙虎：当时国内正引进人才，我所在的大埔同乡会和其他团体，都是进步团体，华人比较多。他们都想回祖国发展。同乡会通过募捐等形式，资助我们回国。我当时年轻，也想回国发展。父母同意后，我跟其他人一起坐船先到海南岛，再到广州，之后跟随王文教教练到福建体院，成了福建羽毛球队的一员。

　　记者：回国之后，你在生活上习惯吗？

　　汤仙虎：在生活上还算习惯，毕竟我们是归侨，国内对我们比较重视。不过，当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我1960年回国，正遇上三年困难时期，但我们都努力克服，刻苦训练。不过我当时有一点不太习惯，就是语言——我从小在印尼长大，学的是印尼语。回国后要学习中文，好在我们那批有不少人跟我一样，大家都是一边练球，一边学中文。

　　记者：你回国时，中国羽毛球运动处于什么水平？

　　汤仙虎：当时中国羽毛球运动刚起步，可以说从零开始。我们那批人回国后，坚持“三从一大”训练，水平提高很快。

　　记者：资料显示，中国羽毛球的发展得益于包括你在内的一批印尼归侨。

　　汤仙虎：虽说当时中国羽毛球运动刚起步，训练条件艰苦，但我们那批印尼归侨心无旁骛，专心练球，本来大家基础就很好，加上在1960年至1964年，进行了专业训练，我、侯加昌、方凯祥等人的竞技水平已相当高，只是外界不知道而已。

　　记者：当时国内的训练条件怎么样？

　　汤仙虎：我们感觉只要能训练就好，条件肯定不如现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生活得还可以，每月凭粮票有45斤米吃。每天坚持高强度训练，没什么肉吃，很多队员身体都出现水肿，但依然认真训练。

　　记者：在1963年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中，中国队战胜印尼队，你夺得了男单冠军，当时的情况是什么？

　　汤仙虎：当时我们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信心饱满，尤其是在东道主印尼队面前，我们都憋了一股劲，要展示中国运动员的风采。我在那次比赛中夺得了冠军，这让印尼队大为惊讶，也非常佩服，那几年我们连续打败印尼队。后来他们口服心服，说还是你们中国厉害。不过他们建议，如果中国能打败世界强队丹麦队，那么在他们看来，中国才是公认的真正的世界第一。

　　记者：1965年底，你随国家队访问北欧时以15比5和15比0的悬殊比分战胜多次荣获全英羽毛球锦标赛冠军的丹麦名将科普斯，那段经历对你意味着什么？

　　汤仙虎：经过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的批准，我们得以出访丹麦。刚到丹麦时，舆论一边倒，“中国人会打羽毛球吗”的疑问满天飞，丹麦队也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我轻松战胜全英锦标赛男单冠军科普斯后，丹麦沸腾了，当地报纸打出《我们的冠军拿了大鸭蛋》的醒目大标题。进行比赛的奥胡斯体育馆将我们的技术动作像一直挂在馆内，前几年才撤下来。我们当时参加不了世界比赛，但却打遍天下无敌手，是公认的“无冕之王”。那次对抗赛，除了我，方凯祥也战胜了科普斯。

　　记者：在你事业的巅峰时期遭遇“文革”，这对你个人及羽毛球运动产生了哪些影响？

　　汤仙虎：“文革”开始后，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后来队伍解散了，不少体育界人士也受到迫害，有段时间我对未来失去了信心。之前那么多年的比赛，我伤病不多，但“文革”却让我得了一场大病，直接影响到我的运动生涯。上世纪70年代，我们被下放到农村，边打球边种菜。种菜要施肥，我们挑粪的地方就在肝病医院旁，粪便都是肝炎患者的粪便。结果，我们不小心得了肝炎。后来，身体素质直线下降，一打球心脏就早搏，呼吸上不来。后来重回羽毛球队，我的身体状态也不行，只能与队友搭档打双打。

　　记者：“文革”后期，你和队友夺取了德黑兰亚运会男团金牌，这是否又让你看到了中国羽毛球崛起的希望？

　　汤仙虎：我对中国羽毛球一直抱有极大信心。虽然“文革”期间我们训练少，但只要我们出来比赛，照样能拿冠军。

　　记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转为教练员？

　　汤仙虎：“文革”后，我身体状况不好，训练一个小时就有些喘不过气来。我参加了1979年亚锦赛男双比赛后，正式退役。退役后，我先是到澳门发展，做点其他行业。1981年，我回福建队担任教练，当年也到国家队报到，作为女双教练。

　　记者：在新的岗位上，您做出了什么成绩？

　　汤仙虎：做教练两年，我的弟子吴迪西、林瑛就获得世锦赛女双冠军，这是我带出来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后来，关渭贞、农群华、吉新鹏、夏煊泽、蔡赟、傅海峰、林丹等等，都成为世界冠军。我有段时间由于家庭原因回到印尼队，也带出了魏仁芳、阿迪、叶诚万等世界冠军。2000年悉尼奥运会，羽毛球男单冠军吉新鹏、亚军叶诚万、季军夏煊泽都是我的弟子，当时我特别激动，觉得之前付出的辛苦都值得，很为他们骄傲。随后又回归平静，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这几年，林丹战绩彪炳，我心里也很欣慰。

　　记者：你现在仍为中国羽毛球奔波，为什么？

　　汤仙虎：人的精神向往永远是第一。能为国家奉献力量，我责无旁贷。只要国家队需要我，我肯定会尽我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