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夫教练-半路出家持证上岗 绕不开的职业梦
高尔夫教练高尔夫教练，一个难以用形容词定位的职业， 有人认为他们跟教师一般神圣，有人认为他们是只会忽悠的骗子……
文／本刊记者组 图／虎头虎脑
半路出家持证上岗
并不是所有的高尔夫教练都是学高尔夫出身，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原本可以不进入这个行当。不过既然走上这条路，总得像个样子，考教练证便是一条途径。
不握教鞭握球杆
如果不做高尔夫教练，张旭或许已经在三尺讲台上，挥洒了好几年的青春。
每天早上8:30，张旭到达G-Max高尔夫练习场，他一天的工作也就此开始了。有课就去上课。没课就自己练会儿球。下午四五点钟往往是张旭最忙的时候，因为一大帮学球的孩子在等着他。
大学毕业后，张旭从老家山东来到北京。当时，他的一个亲戚正在北京做高尔夫教练。“他很看好这个，说‘你别当老师了，来做高尔夫教练，你一个大小伙子，学什么都快。’”于是，在亲戚的建议和父母的鼓励下，张旭选择了一条和其他同学不一样的路——做高尔夫教练。
张旭最开始想做老师，图的就是个安稳，感觉当教练也还算没有脱离老师这一角色太远。上大学期间，张旭涉猎的高尔夫知识和技术都有限，到高尔夫俱乐部工作之后，就必须先学习。跟着G-Max总教练和张教练学习了一年左右，2007年，张旭开始第一次单独教球。
“刚开始做教练的时候，收入不高，好的时候加上课时费，一般1000块左右。毕竟刚开始做，有人给你提供机会就不错了。”张旭停顿了一会儿，“像怎样教球，有些细节怎么做都要有人教，教练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很感激。”
工作了一段时间，张旭摸索出了一些规律：来球场打球的客人一般分为三类。一类是企业老总，打球是为了谈生意或是应酬；一类是特别喜欢打高尔夫球的人，收入中上等；还有一类就是孩子。对于教孩子，张旭的心情很矛盾。除了上课以外，张旭并不是个话多的教练。每天下午四五点，放学的孩子们就会陆陆续续来到球场学球，每当到了这样的时刻，似乎就会激活他的战斗力。但面对一大帮孩子，张旭又有点“苦不堪言”：“每个孩子都有很大的潜力，每个孩子都想教好，但是他们来的时间很集中，忙得有些头疼，再加上有些孩子又特别淘气。”
前几年，张旭考过了中高协的初级教练证。现在他的想法是，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把中级教练证也拿到手。“初级很简单，主要是听课，让你接受它的思想，它的一套方法。”考初级教练证需要4000－5000的费用，而考中级教练证不仅需要理论，还需实践——要下场打球，要求两天内打出的最好成绩低于88杆，费用也更高，一般在一万元左右。“在北京，像我这样做基层教练的有很多，生活比较苦，如果球场差一点，收入就少一点。”张旭说。
如今，在G-Max教球的中国和韩国教练一共有十多个。“这边是学院制，院长每年会给我们做培训。一些教球的问题会在那个时候提出来。”张旭说，“我觉得在高尔夫这个圈子最关键的是，踏踏实实。这个圈子特别小，一打听，不用几个人，就可能知道你。作为一个基层教练，踏踏实实工作很关键。”
误打误撞IT男误打误撞IT男
崔学吉在做高尔夫教练以前，是一位电脑公司的普通小职员。
“我婶婶觉得男孩子在小地方发展没出息，想让我见见世面。”崔学吉说。于是，还差半个学期高中毕业的崔学吉放弃了学业，跟着婶婶从黑龙江来到北京。崔学吉的叔叔当时在北京的一家电脑公司做库房长，来到北京之后，崔学吉就每天跟着叔叔一起去公司“学点东西”。
时间久了，公司的老板“看不过去”了。有一天，老板给了崔学吉一张表格。“当时我也不知道那张表是干什么的，原来是要我入职。”从那时起，崔学吉就成了这家电脑公司的新进职员，每天做着送电脑、组装电脑等很基础的工作。
“当时年轻，对于未来也没想太多，想着每天有吃的、有住的就差不多了。”一晃，崔学吉就在这家电脑公司里待了11个月。
崔学吉从来也没想过自己今后的人生会和高尔夫扯上关系。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朋友约崔学吉到北京双桥益山练习场打球。那也是他第一次到高尔夫球场，第一次看见传说中的小白球。在朋友的指导下，崔学吉很快就上手了，甚至能打出150码左右的距离。“我记得当时好像拿的是9号铁杆。”崔学吉回忆起第一次打球经历，神采飞扬。
这次美好的体验对于崔学吉来说只是一个开始。后来，崔学吉去练习场的次数越来越多，高尔夫对他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他开始在办公室里坐不住了，崔学吉干脆辞了电脑公司的工作跑到益山高尔夫球场做球童，也就是在这里，崔学吉认识了他的启蒙教练崔成振。在球场没客人时，崔学吉就给自己腾出了练球的时间。被崔成振指导了3个月后，崔学吉第一次下球场打球，到现在他都能清楚记得自己第一场球打出的成绩——126杆。崔学吉是个爱学习的人，经常会溜到会所里研究高尔夫杂志上的技术分析，而他自己对于高尔夫基础的认知也大部分是从杂志上学来的。
做球童虽然练球时间比较充裕，但待遇并不优渥。“我记得我做球童的第一笔收入是800块，而球场的教练工资好像就有一万左右。”看到待遇如此悬殊的差距，崔学吉便跑去问教练崔成振，自己能不能做教练。崔学吉说他至今仍很感谢自己的启蒙教练，不仅因为他鼓励自己去做教练，还为他创造了一个好的机会：推荐崔学吉到来鹏高尔夫俱乐部当教练。
刚到来鹏的时候，崔学吉从助理教练做起，跟着现在的来鹏总教练朴明日给一个团队讲课。跟着教练学了一年半左右，2008年，崔学吉开始真正当起了教练。“我觉得一个好的教练不光能够教好球，还要能在其他方面提出建议。”关于好教练的定义，崔学吉是这样理解的。在教客人的时候，崔学吉也会遇到一些棘手的事。“最无奈的是，教给客人的训练方法，过后客人还是按照他自己的方法去练球。”崔学吉已经考取了初级教练证，接下来准备考中级，“我觉得考过应该没问题。”
从2009年到2011年，崔学吉走南闯北参加了很多比赛，最好的成绩打过第三名，最坏的是连续几场没有进入决赛轮。对于未来的安排和计划，崔学吉想成为一名职业高尔夫运动员：“我觉得做运动员，更自在。”
绕不开 的职业梦绕不开的职业梦
职业球员，在中国的高尔夫教练队伍之中不占少数。拥有了职业身份，却还不得不靠教球来谋生和储备参赛资金，这是中国的职业球员在生存与追逐梦想之间时时刻刻需要面临的抉择。
王占友的三个目标
才在天津打完别克俱乐部联赛[微博]的王占友，在比赛结束后第二天一早便赶回北京，身上还穿着所代表球会的比赛服，表情虽然略显疲惫，但他还是习惯性地拎着推杆拿了两颗球跑到练习果岭上练推杆。
王占友老家辽宁阜新，毕业于大东体育学院中长跑专业，在校期间曾经代表辽宁省队拿过全国第三。可惜由于专业受限和竞争的激烈，王占友觉得中长跑并不是可以维持今后生计的职业，毅然选择放弃。
2001年，20出头的王占友从家里拿了1000块钱，和几个朋友从老家阜新跑到了首都北京。对于这座完全陌生的城市，年少气盛的王占友对自己未来的人生规划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在朋友的介绍下，他进入了一家高尔夫练习场当服务员，这是王占友走出校门之后的第一份工作，也是他与高尔夫结缘的开始。
在练习场服务的工作并不复杂，王占友很容易就上手了。工作时看着球场的客人们打球打得上瘾，王占友闲暇时间也会拿根球杆打着玩玩，可对于那时的他来说，对高尔夫的兴趣甚至还比不上玩网络游戏。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过了一年，王占友回了趟老家，听说从小住在一个楼里的同龄人都做起了自己的事业，王占友开始意识到自己似乎还在原地踏步，这个爱玩的小伙子突然变得认真了起来。
回京之后，王占友到万柳高尔夫[微博]球场继续从事服务工作，但他对打球上起了心。
“看到球场的教练球打得好，还受人尊重，我就给自己的人生设定了第一个目标——成为高尔夫教练。”王占友回忆。初入社会的王占友性格很腼腆，跟球场的教练不熟，也不好意思请人指导，只能在一旁偷偷地观察模仿。当时万柳的练习场二楼没有遮阳棚，连客人都不愿意上去打，周一到周五是球场允许员工练球的时间，王占友便顶着烈日用七拼八凑的一套球杆，在练习场二楼开始了他的练球生涯。王占友的第一套球杆是1200块托朋友买的二手杆，由于动作不得要领，打了一年，球杆都断得差不多了，而他自己也常常练得全身酸疼。好在有以前练中长跑的基础，王占友的身体协调性和节奏感都对他日后练球有很大的帮助，在不断的练习和摸索中，王占友的动作逐渐成型，球也越打越好。第一次下场，王占友竟然打出3个帕，破了百，这给了王占友很大的信心，他越发坚信自己是有能力打好球的。
在万柳工作不到三年，一家名为高润的高尔夫练习场招收实习教练，王占友便跑去应聘，也顺利地上了岗，在正规的培训之下，王占友自身的动作和对于挥杆的理念逐渐步入正轨。做实习教练赚得并不多，但有很多时间可以练球，王占友就利用这段时间继续苦练，精进技术。2004年非典以后，学习高尔夫的人突然增多，那时国内的教练数量也有限，当时的市场环境用王占友的话说就是“努力就有饭吃”。很快，王占友就成为高润练习场8个教练中业绩排名第一的教练，他为自己设定的第一个目标，也就此实现了。
在努力奋斗成为教练的过程中，王占友结识了一个在球场做销售的姑娘，两人相识8个月后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后来可爱的女儿出生，一切都来得那么顺理成章。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一个大年初六的晚上，王占友的母亲突然因病辞世，这次打击让王占友几近崩溃，但看着同样悲伤的父亲，王占友命令自己必须坚强，便把父亲接到北京来一起生活。背负着对家庭的责任，王占友感到压力很大，所以更加努力。
第一届北京教练杯赛，王占友抱着免费打场球的心去参加，没想到居然打了73杆拿到第二名，这次比赛让他在北京的教练圈子里知名度大增，得到了所在俱乐部的重视，也有更多的学生慕名而来。他的教练事业逐渐有了起色，授课费用也节节攀升，从以前的100块、200块一节课逐渐涨到1000块一节课。
王占友的教学工作轰轰烈烈地展开，从一个人单干发展到到带整个教练组，他一直马不停蹄地前进着，而他的勤于练习也让他的球技越发精进。曾经有一位老板愿意给王占友提供车、房甚至帮助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前提是王占友要专职为他开车，陪他打球。这些物质上的诱惑固然很难以抵挡，王占友也知道，如果接受这样的生活，会让他日后奋斗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但他婉言谢绝了，这个朴实的东北汉子仍然有着最传统的骨气：“捡到的金子和自己挖到的金子是不一样的，自己努力争取回来的东西才更加懂得珍惜。”
在北京待了七八年，不安于现状的王占友有了一次去三亚某球场担任营运总监的机会，于是依依不舍地告别家人奔赴三亚。到了三亚，王占友才感受到真正的举目无亲，没有家人陪伴，没有熟悉的朋友圈子，王占友觉得一切都要重新来过，办公的地方硕大一座别墅只有王占友和另外一位同事。在三亚待了两个月，王占友终于待不下去了。“人如果不能适应环境，就只能被环境淘汰，我被三亚淘汰了。“王占友放弃了这份高薪的工作，重新回到熟悉的北京，继续他的教学生涯，而此时的他也有了新的目标——考职业球员。
王占友的职业之路并不算顺利，可谓一波三折，参加了三次职业考试，失败了两次，好不容易才在2013年正式转为职业球员。“我不可能像有些人那样为了职业考试在球场里准备一个月，那样起码要花好几万，我还要考虑养家，不能为了追求梦想而不顾责任。”王占友如是说。做了十年教练，王占友却从来没有想过要考个教练证，他觉得自己所经历过的训练、比赛就是最直接的经验，多年积累下来的人脉与教学理念就是他的“教练证”，而恰恰很多初学者所存在的误区就是以为初学就应该找初级教练，殊不知很多的初级教练连自己都没有练明白，又怎能指导别人。“我既然职业球员都考下来了，为什么还要考教练证？这就像拿到大学毕业证的人，还需要回去拿个小学毕业证吗？”王占友打了这样一个比方。
2008年以后，学球的人数增长率明显下降，球场、练习场的数量仍在增加，也出现了大批水准不一的教练瓜分市场，尤其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竞争也更加激烈。“过去10块钱8个人分，现在是18个人分，总会有人分不着。”不过王占友对自己的实力还是很有信心，“不可能做到让每个学生百分之百满意，但我一定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白驹过隙，今年已经是王占友在北京的第13个年头，女儿6岁刚上小学，妻子跟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小店，一家人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王占友有时会回想起曾经遇到的一个澳大利亚教练，是退役的欧巡赛球员，觉得王占友很有天分，承诺要带王占友去澳洲，不出两年打进前十。王占友也曾心动过，但考虑到当时要照顾怀孕不久的妻子，就忍痛放弃了这次机会，但王占友并不觉得遗憾，他笑笑说：“若是我真的去了，现在的生活肯定会不一样。但生活就是这样，失去了一些，总会得到另外一些，猫腰拣一块钱的时候也有可能错过十块钱。过去的事儿都不算浪费，重要的是没有多少个明天可以浪费。”当然，他也给自己定了一个新的目标——5年内在职业赛场上有所突破。
从球童到职业的苦妹子从球童到职业的苦妹子
2004年，17岁的王晶没有念完高中，本该浸在朗朗读书声中的她不得不过早面对生活的残酷。
王晶的老家在黑龙江绥化，父亲早在1997年就来到了首都北京，跟朋友合伙开了一家饭馆，未曾想签约不慎，饭馆所处位置的土地租约牵涉占地问题，非但投进去的装修费用一分钱没的索赔，还欠下了十几万的外债。为了帮家里分担债务，王晶和姐姐、弟弟不得不放弃学业，小小年纪便跟随父亲一同在北京打工。由于没有学历，王晶找工作也受到了不少阻碍，恰巧当时所租住的房子附近就是佳伟高尔夫练习场，某日父亲路过练习场门口，得悉里面正在招球童，便让王晶去试试，何况工作的地方离家近些，父亲也放心。就这样，球童便成为了王晶的第一份工作。
当练习场的球童收入并不高，一个月只有区区600块钱，但能够为分担家里的债务出一份力，小小年纪的王晶还是感觉很知足。球场允许员工在非工作时间练球，在练习场做球童采用排班制，晚班下午1点上班，王晶常常早上七八点就起床跑到球场练球，热爱体育运动的她练得勤快，也很有天分，再加上喜欢看比赛视频钻研，很快就打得像模像样。后来练习场建了个小九洞，王晶被转去做下场球童，收入比原来稍微好了一些，对打高尔夫的理解也更加直接和深刻。
2007年，球场跟原本驻场的教练团队结束合作关系，准备从内部培养一批教练员，便从15个喜欢打球的球童中进行选拔，王晶顺利入选，得以接受专业系统的培训，也就在这时，她遇到了自己的恩师、伯乐郑义植。郑义植曾经是个韩国职业球员，离开职业赛场之后到中国执教，根据长期以来的观察，发现王晶是个值得栽培的好苗子，便用中韩文夹杂的语言对王晶悉心指导。王晶的领悟力很强，改动作也很快，迅速地把原来自己瞎琢磨的动作改得标准了很多，郑义植的教学理念也为她建立了更系统的挥杆体系。
跟着郑义植培训了一年，王晶和另外七八个一同入选的球童们正式成为球场的驻场教练。从球童转为教练，没有基本工资，收入全部来源于卖出课程之后与球场的分成。新教练没有什么固定的客源，就必须要在练习场找机会跟客人搭讪，自己推销自己，这对于性格内向的王晶来说，几乎是个不可能任务。当教练的头两个月，王晶没有卖出一套课程，每周的例会都是挨批评的“大户”。即便是在承受这样的压力状态下，乐观的王晶仍然觉得那段日子过得很开心，因为她已经从球童变为教练，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我这个人当教练不会忽悠。有的客人觉得只要聊开心了就行了，但我本来的性格就话不多，又尤其不愿意说废话。”在碰了无数钉子之后，王晶慢慢摸索出了一些跟客人打交道的门道，她开始尝试以朋友的方式与客人交谈，客人在发现王晶球打得不错，教得也不错之后，陆陆续续给她介绍学生，王晶的收入状况一天天好起来，还给自己买了第一套球杆，花了1200块，台湾牌子。
2009年，一家公司聘请郑义植去担任技术顾问，而该公司也有培养职业球员的打算，郑义植便推荐了自己在中国收的第一个徒弟王晶，师徒二人就此离开练习场，到该公司去工作。王晶在这家公司要做的就是好好练球，公司会承担她的培训和练球费用，每个月可以拿到2000块钱的工资。按理说，自此她可以毫无顾忌地追逐自己的职业梦想，可惜好景不长。这家公司没过多久决定削减培养球员这部分预算，就放弃了继续培养王晶，而郑义植也决定离开，师徒俩辗转到了文津酒店地下一层的室内高尔夫练习室。练习室的生意并不算好，客流本就不多，找教练学球的更是屈指可数。因为没有收入，又不肯伸手向家里要钱，王晶和当时一同跟随郑义植的几个女孩都进入了生活最艰难的时期，为了省伙食费，几个人买了大米和面条，用练习室里的微波炉煮粥煮面条充饥。在练习室苦撑了两年，王晶终于撑不住了，只好带着百般的不舍跟教练道别，郑义植虽想挽留，但也是自身难保，只能对爱徒的“出走”表示理解。“在文津的那段时间，我的生活和梦想都进入了低谷，想练球都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成天对着一块布打球，给我养成了关注动作多于球落点的习惯，在后来比赛时，我甚至会因为哪一杆的动作没有做好而发脾气。”王晶回忆起那段时光，有点眼泛泪光。
“单飞”后的王晶到了西山阳光练习场，隔了3年没有教球的她感觉自己与客人的沟通能力又下降了一些，以前的教球经验似乎也派不上用场，适应了好一段时间才算缓过来。正当王晶的教练之路一点点顺起来的时候，一场飞来横祸让她深受打击。老家的房子因为电线老化意外失火，顷刻之间化为灰烬。所幸王晶的母亲当时正在院子里浇菜，逃过一劫，但居住多年的老房就这样付之一炬，全家人还是遭受了极大的打击。
于是母亲也来到了北京，一家人怀着极其复杂的情绪在首都团聚了。好不容易还清了外债，又失去了惟一的居所，政府只赔偿了一两千块，对于王晶一家来说都是杯水车薪。
在生存的压力和无助的亲人面前，王晶的职业球员梦也只好暂且搁置，但她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对于这个家里“最有主意”的孩子，家人们虽然不了解她的职业，但始终给予尽可能的支持。
2012年，郑义植到健壹景园执教，准备组织自己的教练团队，王晶又重新回到了师父的身边，家里最艰难的时期也基本已经熬过去了。同年，王晶第三次去参加职业考试，并且拿到了职业身份。由于资金有限，转职业后的王晶2013赛季只打了一站CLPGA北京站。如今，王晶仍然要靠教球来谋生：“其实职业球员不应该教球，在特别关注学员身上问题的同时，会给自己的大脑加深印象，帮学员改好了，问题可能就会出现在自己身上。以前觉得教球是为了生活不得不做的一件事，可是后来我发现，能把学员教好，自己也会有成就感，就像是能把自己的梦想传承下去一样。”
职业球员背后的女人职业球员背后的女人
2004年，朱娜考上河北体育大学，选专业时内心一片茫然。在天津医科大学读书的哥哥见多识广，说：“你看高尔夫专业的学费最贵，每年一万二，说明专业肯定吃香。我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说高尔夫是朝阳产业，你就学这个吧。”
朱娜和高尔夫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结了缘。不过，她并不喜欢日复一日枯燥地练球。李晓光是朱娜所在班级的专业教练，直到大学毕业，他连朱娜的名字和脸都对不上号，可见朱娜练球有多少。天生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朱娜更喜欢和人打交道，她想将来找个球场当销售。
大学毕业实习，经老师介绍，朱娜去了北京伯爵园高尔夫俱乐部当车辆管理员。虽然每月工资只有一千多，但是活儿轻松，领导和同事都对她很关照，朱娜干得挺开心。
彼时，李晓光刚跟高润高尔夫练习场谈好合同，在那设立教练组。朱娜的闺蜜牛牛是李晓光的得意门生之一，自然也跟了过去，岗位是销售。
牛牛刚干了一个月，就给朱娜打电话：“你知道我这个月挣了多少钱吗？七千块！你快过来吧，我们不是说好了大学毕业后一起工作的嘛！”李晓光也亲自给朱娜打了一个电话，说手下缺人，欢迎她过来当销售。
在练习场卖教练课，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把客人的动作拍下来，然后讲解给客人听，指出不足之处。客人觉得你讲得有道理，往往会掏钱买课时，接下来就由教练接管。朱娜刚接触这个行当，对拍摄用的DV和分析动作的V1教学软件根本摸不着头脑，牛牛和其他教练也都忙得没工夫教她。朱娜岂是甘于落后的人，倔劲儿一冒，不但飞速掌握了DV和V1使用方法，第一个月的业绩就和牛牛不相上下。此后，俩人你追我赶，整个教练组几乎80%的课时都是这俩姑娘卖出去的。
朱娜已经记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时候从销售转为教练的了。“我从小表达能力就强，给客人分析动作能把要点讲得很清楚。我要把客人交到专职教练手上时，有的客人就不乐意了，说我教得就挺好，就要我教。”
当教练不久，朱娜和同事们得到一次去澳大利亚艾达克高尔夫学院半工半读的机会，路费和伙食费自理，住宿和打球的费用由艾达克提供。当时中国还没有人以高尔夫教练的身份申请过去澳洲的商务签证，签证官不放心，还特意跑到高润看李晓光教练组是怎么授课的，这才发了签证。从传统挥杆到澳式挥杆，在朱娜眼里一切都是新鲜的。她如饥似渴地学习，每天至少下场打18洞。3个月后离开澳洲时，她的平均杆数已经从90杆进步到80杆。
为了吸引更多的学员，朱娜还特意去考了中高协初级教练证。李晓光就是出题老师，朱娜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跑去套题，但天性秉直的李晓光打死不肯透露一个字。初级教练都是笔试，不难。朱娜通过后再也没想过考中级。她说：“我发现客人根本不在乎你有没有证书，关键是看你教得怎么样。”
朱娜上课很投入，一边讲一边做示范，一个小时过得飞快。有的客人受身体条件所限，天生动作不协调，朱娜会想好几种方法让客人一一尝试，以求改进挥杆动作。尽管如此，偶尔也会遇到一节课上完半点效果都没有的情况，每到这时朱娜便会自责：“说明我想的方法不在点子上啊，这节课我就不算钱了。”然后，朱娜会用DV把客人的动作拍下来，找李晓光和教练组的其他成员探讨。有恩师的指导，再加上自己的认真劲儿，慢慢地，朱娜的口碑传开了，主动送上门来的学员越来越多，光一个老客户就介绍了七八个朋友来学球。朱娜已不再需要像刚起步时那样，去练习场打位上主动推销自己了。她一天至少3节课，最多9节课，平均每月100节课。这是相当大的工作量，朱娜却一点儿也不觉得辛苦：“我就是喜欢教人打球，看到他们进步我很有成就感。”
事业有成，朱娜在爱情上也有所收获，明年年初她就要当妈妈了。她和老公晁海蒙[微博]是大学同学，起初一起在李晓光手下当教练。
后来李晓光断言晁海蒙一定能打出个名堂来，他便不再当教练，一心练球。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晁海蒙没有收入，整个家庭的重担全压在朱娜一个人身上。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不赞成朱娜“养”着晁海蒙，觉得她真是“疯了”。朱娜却觉得无所谓：“我就是爱他的执着、刻苦。”
朱娜的付出没有白费。晁海蒙2010年底获得业巡赛年度总决赛冠军，随后转为职业球员，并入选北京队，有了Titleist赞助，家庭的经济压力一下子小了很多。从2012年开始，晁海蒙就不需要朱娜贴钱了，今年有了中国高尔夫球教练员-裁判员巡回赛，晁海蒙参加4站捧回3个冠军，奖金达到6位数，朱娜笑得合不拢嘴。
采访中朱娜一直乐呵呵地，当记者问她有什么烦恼时，她使劲儿想也没想出来，最后勉强说：“我最大的烦恼就是我老公一周只休息一天，而如果我那天已经被学员约出去的话，就没办法陪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