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第四届全运会，距第一届全运会整整20年。人生中总共才有几个20年，而一些竞技项目中的运动生涯恐怕连一个20年都不满。对运动员来说，时光何等宝贵，机会何等难得，圈外人哪里知晓！

　　早年，陈毅元帅曾经留下“国运兴，棋运兴”的诗句，不过是一时兴起，随手拈来，抒发对中国棋手棋力进步的快意。全运会的复兴远比纹枰对弈的意义大得多，做起来也难得多。“文革”结束，百废待举，赶超对手成为全民族的强烈心愿。各行各业不甘人后，废止多年的高考率先恢复，优秀文化作品百花齐放。在国力尚未复原的情况下，多年不变的企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居然有了小幅提高。加上迎接国庆30周年，这样的社会环境对体育界产生了积极影响，无论强项弱项，老将新兵都有了奔头儿。

　　思想解放成为一场旷日之争，不过，体育领域向来讲究争分夺秒，“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在这里不需要解释和讨论。举办第四届全运会的时候，与上一届全运会形成4年周期，也与多项世界大赛普遍采用的周期相符。体育竞赛重新走上秩序化和制度化。

　　经过1974年德黑兰和1978年曼谷两届亚运会，中国体育在综合性国际运动会上开始形成自己的竞争策略和强势团队。第四届全运会上，迅速崛起的跳水、体操和传统优势的乒乓球、举重、射击等项目，以及一批世界冠军或已具备实力尚在等待机会的“无冕之王”，都成为人们瞩目的热点。既已冲出亚洲，不过是再做一次演练，多名日后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获取金牌的选手正是这届全运会中的佼佼者。同时，特殊时期的运动员总会带有特殊的印记。参加第四届全运会的有大批出生于“文革”前、成长于“文革”中的运动员，他们在刚刚步入赛场竞逐的年龄段，就受到冲击和干扰，不得不中断训练竞赛，在全运会上得胜只是不幸时代中的幸事，难以再攀新的高度。

　　就在人们注意力集中在这届全运会比赛的时候，一项重大的体育外事正在加进准备，国际奥委会即将举行的名古屋执委会上，恢复中国奥会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是最重要的议题。如果进展顺利，转年先后有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和莫斯科夏季奥运会，中国体育事业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好事情说来就来，第四届全运会落幕不久，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一个月后，决议经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通讯投票，得到批准。从此，中国运动员得以在世界竞技体育场上与各国和地区体育界朋友正常交往，全面展示自己的实力。这就要求全运会的设计势必做出相应的调整，适应新的形势和发展环境。

　　历经20年，全运会终于结束了“不能一起玩儿，我们就自己玩儿”的时代，走进“跟全世界一起玩儿，玩儿一样的”，由此真正成为“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平台。(汪大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