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后，全运会继续按照北上广的次序完成第二轮轮办。2001年秋天，广东第二次做东，承办第九届全运会。这一次，广东沿袭并发展了十几年前尝试的做法，借助市场集资，使全运会的各项筹备进一步社会化，并试图为赛后全省体育事业发展创造更多的物质和文化条件。为此，筹委会成立了负责集资和招商的专设机构，聘请体育经济方面的专家全面设计，以求更为周密和规范。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包括认识的深度和广度，都会受到社会发展阶段的限制。一方面，广东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外来人口比例迅速膨胀，在深圳等地已经明显影响到城市人口结构，打工者群体庞大，他们南下挣钱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文化需求就提不到生活内容和方式的层次上；另一方面，提高原有体育场馆设施数量和质量，既要量力而行，也要按需进行，不能因为财力充裕就铺张奢华。

　　1987年承办六运会时，广州兴建起天河体育场、体育馆和游泳馆。为迎接2001年九运会又在黄埔新建了奥林匹克体育场，在白云山新建了体育馆。2010年广东接办亚运会又新建了大学城场馆群，并在奥体中心完成了配套场馆。其实，奥体中心利用率一直不高，九运会后曾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像样的赛事安排。可见，全运会既能促进地方体育场馆设施的建设，又是对科学规划和赛后运营管理的挑战。

　　作为东道主，高投入还体现在用运动成绩来回报。全运会“东道主效应”的说法在九运会上被放大成“东道主定律”，也就是东道主一定会高居金榜首席，为此，要提前用尽人才交流和奥运成绩带入全运会等政策。广东代表团在八运会上只有24.5枚金牌，九运会上突进到69.5枚金牌。上海在八运会做东时，以42枚金牌位居榜首，但九运会上只拿到29.5枚金牌，比广东少了40枚金牌，比自己也有大幅度下降。辽宁代表团既有强劲实力，又跟做东无关，从八运会到九运会，金牌数由39枚提高到41枚，保持正常和稳定的水平。湖南选手在一年前的悉尼奥运会上夺得7项冠军，居全国各省区市之先，但到九运会上只落得金榜第八位。

　　金榜前两位的差距，八运会只有3金，九运会一下子拉大到28.5金，这样的成绩单既让人觉得其中大有文章，又不能转换成未来奥运军团实力的壮大，甚至不是加大了各地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而是丰富了竞争的手段和方式。

　　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计划是对规划的落实。九运会愈演愈烈的纷争，引起媒体的关注，发出“与时俱进”的改革呼声。在悉尼奥运会闯入世界三强之后，九运会的竞争让体育界自己也在质疑这样的内战价值何在。中国体育看到了冲击奥运之巅的可能，全运会仍在坚持“练兵”，而不是“国内竞争，一致对外”。历史走到了需要思考全运会设计存在哪些缺陷，继而加以改进的重要一步。(汪大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