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体坛，很多项目面临“教练荒”的尴尬。在我们加大力度提升各运动项目的普及度，让项目走进社区、走进校园之际，却惊讶地发现能够在社区、校园指导爱好者、学生，既专业又正确地从事运动的教练少之又少。基层如此，国家队层面同样堪忧——

　　一个本不应太过复杂的中国女排[微博]选帅没想到会耗费那么长时间，其中固然有继任者对前景的忧虑，担心在现有状况下难以取得好成绩，但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中国排球界可供选择的高水平教练为数不多。参加中国女排主教练竞聘的郎平[微博]、蔡斌，之前都曾有过执教国家队的经历，而刘长城、蒋杰刚从海外归来，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同国内排球有过交集。如此状况，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中国排球的高水平教练到哪里去了？难道只集中在郎平、蔡斌、陈忠和、王宝泉、俞觉敏等寥寥数人？

　　没人教，怎么练

　　16岁的刘杰之前一直在加拿大读书，他在业余时间最大的爱好就是打棒球。他告诉记者，他在加拿大居住的社区有大大小小几十个棒球俱乐部，水平也是从高到低不尽相同。低水平俱乐部以普及为主，高水平的则可以参加省一级的比赛。回到中国后，刘杰本想继续打棒球，但无奈北京的棒球俱乐部屈指可数，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却要到离家很远的城西去训练。更让刘杰无法接受的是，俱乐部内居然连一名具备专业资格的教练也没有，很多时候都是老球员带小球员。

　　“这样的俱乐部在加拿大根本不可能获得注册资格。”刘杰忿忿地说。

　　如果说棒球运动在国内的认知度和普及度不够高，缺少教练一时还无法引起有关方面足够关注，那么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在中国遭遇的“教练荒”就更加令人咋舌。

　　戴伟是杭州一所小学足球俱乐部的教练，成为教练前，他是杭州绿城[微博]后备梯队的球员。他告诉记者，当年他所在的后备梯队有很多人退役，只有他选择当教练，其他人大都选择经商。

　　戴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我现在在这所学校不享受教师待遇，只能算外聘教练，月工资不过2000多元。在杭州，我的收入勉强可以糊口，而我过去的那些队友，哪怕是做小买卖，收入也是我的好几倍。除了我这样的‘一根筋’，还有谁愿意当基层教练？！”

　　基层如此，“高层”的状况也令人忧心忡忡。冬季项目中，中国花样滑冰双人滑项目以往能获取优异成绩，除了申雪、赵宏博、庞清、佟健等出色运动员的努力和付出，“金牌教练”姚滨的执教也是这一项目取得突破的保障。而今，姚滨因为身体原因已经很少再带队员，于是中国双人滑项目的成绩开始出现波动。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花滑部部长杨东对此毫不讳言：“对中国双人滑项目未来发展影响最大的是教练员匮乏。”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数量问题还停留在“没人教”的层面，那么“怎么练”或许是制约中国体育某些项目向高水平发展的最大桎梏。

　　之前曾培养过阿加西、莎拉波娃[微博]等著名球星的美国网球教练乔什来华时曾说：“中国之所以没有培养出更多优秀球员，问题出在教练身上。”他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教练普遍不重视步伐的训练，一些基本训练的手段和方法在国外连15岁的孩子都知道，但中国国内的教练大都不知道。

　　在中国，教练培养队员还沿用传统的“作坊模式”，教练怎么教，队员就怎么学，如果将来当了教练，还是采用固化的方法教队员。然而，体育界的变化与更新日新月异，对学习的忽视和对国际化的淡漠，将来必定受到运动成绩惩罚。

　　说到“怎么练”，还有一个问题不得不说——国内教练普遍缺少对球员的心理研究，两年前曝出的中国国青男篮集体上书投诉范斌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一事就很能说明问题。在国内，一部分教练并未将运动员视为同事或朋友，而是简单将他们看做孩子或工作对象，填鸭式的教育随处可见，如此做法势必影响训练效果。而在国际范围内，“汉堡包”评价方法早已被广泛运用，即提出运动员的不足时，总会在开头和结尾说两个优点。这也许只是教练工作过程中的一个小细节，但暴露出本土教练在观念和工作方式、方法上的短板。

　　对症状，下猛药

　　问题显而易见，现在需要中国体育界弥补的应该是针对教练层面出现的种种问题，并找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

　　上面提到的棒球项目缺少教练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国体育项目分布的不均衡。对于奥运会项目，各省区市体育局、体校大多快速上马、巨额投入，而对非奥运会项目，哪怕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体育主管部门、相关单位给予的关注也是少之又少。当摔跤项目被排除在2020年奥运会大门之外时，摔跤界人士几乎惶惶不可终日，这暴露出我国行政体育色彩太过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莫说教练不足，“冷门”项目的生存都会受到影响。

　　真正理性的做法是改变以往以全运会、省运会、市运会成绩作为衡量一个项目“有前途”与否的标准，让老百姓的喜好说话，让市场说话。被老百姓接受的，相关部门就应给予扶持，而不是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可以在大型比赛上争金夺银的项目。

　　此外，在体制机制上也应有所改变。目前，我国可以接纳教练员的不过只有体校、大学、运动队等有限的机构，而且这些单位所能接收的教练员人数是有限的。在我国，没有编制意味着没有保障，因此在现有条件下应尽可能拓宽、扩大基层与体育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单位引进教练员的规模。与此同时，还应适时提高基层教练员待遇，给予他们晋升的通道。说到这，有必要讲一个日本足球的例子——在日本，一名足球教练如果要执教顶级联赛，必须有3年在学校球队执教的经历，然后进入日本足协设立在各地的教练提高点，再带业余球队3年，之后才有可能获得职业教练员证书，在这6年时间里，教练员工资的一小部分由学校、业余俱乐部支付，大部分由日本体育主管部门承担。反观我国，基层教练通过成绩逐步成为职业球队教练员的例子基本没有。没有上升通道自然无法吸引更多原本有潜力的从业者投身其中，加之待遇偏低，导致教练员数量急剧萎缩。

　　已经达到较高层次的教练员也不该闭目塞听，应当主动吸收更先进的训练、管理方法，提升业务素质，毕竟我国很多项目的教练员都是职业、专业出身，专业能力没有问题，但吸纳的有关教学训练的理念却显得不足，因此应尽可能接受正规的教练教育，而不是“脱下球鞋后马上穿上皮鞋”。当然，这其中也牵扯到一些问题，比如我国很多足球教练员只有拿到职业教练员证书，才有执教中超球队的基本资格，但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可以讲授职业教练员级学习班的讲师，因此国内教练们只能耗费大量金钱和精力到国外去学……我们现在说的问题虽然是教练，但牵扯面广，需要很多单位、部门共同努力，如若不然，又会走回裹足不前的老路。

　　对于外教，我们的很多项目也不应盲目排斥，而是应以开放的心态欢迎，并从他们身上汲取宝贵的经验。当年美国女排和袁伟民时期的中国女排对抗时，虽然该队主帅是电脑专家塞林格，但他同样心胸开阔地引进了日本副手吉田，并最终让他出任美国女排主帅。中国乒乓球[微博]队虽已是“超级强队”，但为了让球员更上一层楼，仍然聘请了外籍体能教练。足球、篮球等职业化程度高的项目更不用说，米卢[微博]、里皮、哈里斯、尤纳斯等欧美高水平教练带给我国足[微博]、篮球项目的改变是明显的，有些影响甚至现在还在。

　　因此对于很多项目，比如女排，大可不必陷于“必选国内教练”的窠臼，将眼光放远一些，或许还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名教练可能很难接受自己能力不足、国际视野欠缺的评价，但大多会对“缺少训练的好材料”这种说法表示认同。

　　如果没有王军霞[微博]那一批优秀运动员，马俊仁可能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基层田径教练；如果没有刘翔，国人也不可能对孙海平的大名耳熟能详……优秀教练员和优秀运动员，与其说是师徒、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不如说是彼此成就、互相提高、教学相长的关系。

　　就我国体育的现状看，当前教练员的数量、质量跟以前相比有所下降，部分运动项目有潜质的体育苗子也面临青黄不接，这势必造成教练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还是足球，之前记者曾到青岛采访过一次元老足球赛，一名青岛老足球人年近七旬还奔跑在赛场上，平日里也会义务到学校指导孩子踢球，但当记者问他是否愿意让孙子踢球时，他表示：“那不行，磕了碰了怎么办？”连足球人都如此，一般家长就更不用说了，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足球、田径、游泳等具有一定危险性的项目肯定不在家长允许孩子参与的范围之列；同时又因面临升学压力，到了初三、高三，哪怕是孩子们仅有的几项能参与的体育运动，也被老师、家长“腰斩”了。

　　我们无法说老师、家长做得不对，毕竟以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体育的确很难取代安全、升学成为第一要务，但我们要说的是，罔顾体育锻炼的后果是严重的，看看我国青少年连年下降的体能测试数据，看看课堂上尽目皆是的“小眼镜”、“小胖墩”，难道我们的老师、家长不心痛吗？

　　似乎有些跑题，但其实在体育界，无论是教练、运动员、体制、机制、模式、规律、方式、方法都不是独立的，而是依存于彼此相伴而生的。没有好教练，有潜质的苗子无从发展；没有好苗子，出色的教练无从调教；没有好体制，卓越的方法无从实现；没有好方法，理想的体制没有空间……

　　我们现在说教练，其实更多的还是提出植根于中国体育界十数年、数十年积存的种种问题，教练问题只是一面镜子，但还有更多的“镜子”，值得中国体育人去发现、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