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中国足球的一份来自高层的指示已自上而下传达到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最高指示明确提出像抓奥运一样抓中国足球的要求!但人们担心,在执行这一指示的过程中,变成像抓奥运金牌那样抓足球,那中国足球仍无出头之日。扬子晚报记者朱仕农
A 高层震怒:不能容忍惨败,必须找出原因
据国内媒体报道,中国队1:5惨败给泰国队后,不仅球迷为之愤慨,高层领导更是震怒,直接发出“不能容忍、认真总结、找出原因”的严厉批示。对此,中国足协三步应对:召集本土教练开会声讨并列举卡马乔之罪状,最终让西班牙人下课;再放出风声,表示将让部分国脚“顶罪”;最后连发三封无关痛痒、姗姗来迟的道歉信——除此之外,身为主管责任部门的中国足协再无其他举措,迄今为止仍无任何一名管理者为国家队的耻辱一幕承担责任。
在本该进一步寻找病根和问责之时,中国足协又抛出所谓国家队建设“十年新规划”,提出了中国足球10-15年内达到亚洲领先水平的目标,试图以“向前看”尽快转移视线。这种似曾相识的所谓规划,近十多年来球迷们起码领教过三四次了,然后却是“规划”一次,“下滑”一次,从而引来了全国媒体和球迷如潮的抨击和嘲讽。
知情人士透露,在国足兵败合肥、高层批示传达到国家体育总局及中国足协后,相关部门的领导及中层干部连夜就开始准备诸多汇报材料,并拟定了相应对策上报。文章做得很足,但几乎完全是为了应付高层震怒而做。如今,高层提出了“像抓奥运一样抓足球”的指示,体育总局和足协如何应对,会产生什么样的实际效果,记者却还是有诸多担忧。
B 现实残酷:周期长如何让领导重视
对于高层“像抓奥运一样抓足球”批示,作为下属部门的国家体育总局和足球管理中心,自然会“高度重视”。而且翻开二十多年来国家体育总局的所有报告、总结、规划,其实没有哪一次不是“高度重视”足球等三大球项目的。可实际上,多位退休的总局领导在私下谈及中国足球的问题时,都提到“不重视”这个最重要因素,且也都承认不重视的原因是足球项目“周期长”、“见效慢”,不能在任期内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而作为具体的管理部门,总局足球管理中心在贯彻总局的“高度重视”上,历任中心领导的做法核心内容都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利用一切手段,尽可能地快速提高国家队的战斗能力,联赛赛程搞得七零八落,联赛赛制变化不定,国奥打中超,南北分区,不惜代价请洋帅、频频换帅等一系列违反足球运动客观规律的“笑话”式应急政策之所以不断出台,背景就在这儿。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的中国足协领导跟总局领导一样,是任期制。尽管中国足协应该是个专业的行业协会,但作为中国足协的“办事机构”,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与中国足球协会,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对于“周期长,见效慢”的足球,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就必须采取“周期短,见效快”的办法,否则任期内不见效,足球还在,人却走了。
因此,记者担心,面对中央高层的指示,总局和足管中心是不是会更加不择手段地采取“拔苗助长”、“涸泽而渔”的办法,让中国足球继续走在周而复始的沉沦之中。
C 不无担心:奥运为名以瓢画葫
最高层之所以提出“像抓奥运一样抓中国足球”,是源于对中国体育代表团近几届奥运会取得不俗成绩的了解,尤其是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能利用东道主之利坐上金牌老大的位置,根本就是源自“重视”:只有自上而下的重视,资金投入和政策配套等保障条件才能跟上。因此,高层提出“像抓奥运一样抓足球”的指示,本质上是要求“像重视奥运一样重视足球”。
但是,在如何贯彻落实高层的指示上,我们的体育主管部门是不是会把“像重视奥运一样重视足球”变为“用抓奥运金牌的方法去抓足球项目”呢?这不是球迷、媒体的担心,而是有前车之鉴的,上面提到的二十多年来一系列违反足球运动客观规律的足球政策、措施的出台,其实也有这方面的重要原因。
不少专业人士,包括姚明、林丹等明星都指出过,我们的奥运会金牌,大多“含金量”不高,相当多的都是国际社会非主流的、职业化程度不高的个人项目,如乒乓、羽毛、跳水、举重、体操、摔跤等,这些项目也要群众基础,最好也有市场,但这不是主要的,我们可以集中人力、财力、物力,一个国家队上百人、数百人关起门来练几年,就有可能到奥运赛场拿金牌。然而,男子足球、篮球、排球等职业化程度高的项目,必须有强大的职业联赛、扎实的青训体系、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等作支撑,这也是中国、印度等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为什么足球运动不及欧洲、南美上千万人小国的原因所在。
但是,我们体育总局也好,足管中心也好,管理人员都是从“举国体制”、“奥运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对举国体制和奥运体制有着迷信般的执着,从内心深处不相信职业体育那一套,所以一弄就是全国上下一切围绕着国家队,而把梯队建设、青训体系、市场机制,作为可有可无的东西,结果是二十多年来一次又一次地从起点到终点,又从终点到起点,而且起点更低。
D 利益交错:走上正途得有铁腕
人们担心“像重视奥运一样重视足球”变为“用抓奥运金牌的方法去抓足球项目”,除了管理人员理念上的偏差外,还不得不承认,这里还有巨大的利益关联。
中国足球协会与总局足球管理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是最被圈内外人士“诟病”的管理体制。作为中国足球行政管理部门的足管中心,既办联赛、办国家队、办与足球相关的公司,是个办足球的机构,所有办足球的权力在他们手中,利益也在他们手中;同时,足管中心又负责规划足球、管理足球的重任,所有足球政策、措施、机制的制定,都出自足管中心,所有管足球的权力和利益,也在他们手中;与此同时,监督、处罚足球的权力也在他们手中。这好比是在赛场上,某人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还是比赛监督,世上哪有这样的比赛?如此神人?但中国足协(足球管理中心)偏偏就是。
“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原足球中心领导谢亚龙、南勇、杨一民等的大批足球管理人员的入狱,应该是这种体制下的必然。但是,你要放弃已经拥有的“绝对权力”就难了,所以,当谢亚龙、南勇等出事后,中国足协、各路专家、各地媒体也都在探讨管理体制问题,也在研究管办分离问题,但二年后足管中心出台的政策,却是管办结合得更紧了。
这里的问题还在于,中国足球这样全世界找不到的足球管理体制,恰恰来自于我们成就斐然的举国体制,国家体育部局的足球管理中心也脱胎于我们的乒乓、羽毛、举重、游泳跳水、击剑自行车、摔跤揉道、武术等项目的管理中心。你足球管办分离了,其它项目的管理中心怎么办?因此,要突破现行的足球管理体制,非得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
篮球巨星姚明的提议不失一个明智的选择,那就是中国体育实行“分类管理”的办法,那些国际体坛非主流的奥运夺冠项目,沿用目标的“举国体制”;男子足球、篮球、排球等高职业化的运动,已经不是单一的专业体育项目,而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实行高度市场化、职业化的管理体制,该是市场的事儿交市场办,该是俱乐部的事儿交俱乐部办,该是社会的事儿交社会办。
这里的关键是,体育总局、足管中心,是否有如此的勇气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