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卫

　　新浪体育讯　《高尔夫》杂志 2014年8月刊 文/刘畅 图片/张晨朝

　　对于罗大卫而言，旁人很难用一个标签将他完全定义。说他是高尔夫经理人，但是他正带着31名孩子，度过彼此人生中的第一个高尔夫夏令营；说他是淘金者，可是他现在的收入远比他10年前还低；或许用梦想家来形容他更合适，像所有为中国的高尔夫事业做贡献的人一样，他正做着自己的梦

罗大卫

　　一位中年发福、长相可爱的白人男子，一手拎着衣物包，一手推门，冲进练习场内的小咖啡厅，用标准的北京话朝服务员喊道：“来杯香草沙冰！热死我了。”然后朝我挤了挤眼，表示歉意：“让你久等了！五环又堵车了。我还没来得及吃饭，你不介意我吃个‘午餐’吧？”

　　这就是本篇主人公罗大卫(David Roy)给我的第一印象。他还介绍了跟他同组打球，同时也是北京金T少年梦之队的主教练杰克(Jack Lear)。杰克不会说中文，显得有些拘谨，但是晒成古铜色的皮肤，让这个白人教练看上去不容小觑。“本来还应该有两位教练，我们约好了每周二都去华堂打球，但是他们有点怕我们，所以临阵退缩了。”他孩子气似地扬起了下巴，也融化了彼此的陌生感。

　　漂流记

　　“《高尔夫》杂志在中国都有14 年了，真了不起，2001 年时，我还在深圳沙河呢。”罗大卫说。

　　“深圳是你来中国的第一站吗？”我问道。

　　“不不，我1997年1月份先去的大上海，你知道吗？在上海郊区的昆山。我1994年到1997年都在台湾。1997年来到大陆，第二年就赶上经济危机，大上海的投资人大部分都是印尼人和新加坡人，身家在2天内缩水到千分之几，他们发不出工资来，所以我不得不奔走他方。那个时候真是被动！”讲到自己的“漂流记”，罗大卫的眼神中，仿佛又映射出当年奋斗时期的光华。

　　第一次谋职，和大多数人一样，罗大卫看好了离香港比较近的高尔夫大省广东。他之所以选择了南下而没有北上，原因很简单——广东四季都可以教人打球，而且挣钱多——怎料迈出这一步，只是他在中国颠沛人生的开始。

　　“那时候顺德某球场刚刚开业，让我过去做运营总监，我那个时候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想也没想就去了。谁知道那里的投资人是泰国人和日本人，他们也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干了半年，我没有拿到约定的工资，只好离开了。之后，我又去了东莞海逸，那是李嘉诚投资的球场，我想香港人挺过了金融危机，应该没事儿，于是便过去帮助他们筹备球场开业。开业之后，上海虹桥俱乐部邀请我做总经理，那是开在机场边上的9洞球场。我便又回到上海，那是1999年的时候，可是干了半年，业主搞不定政府的手续，球场迟迟开不了业，于是我不得不继续走。我来到上海大都会练习场，在那里开了一家高尔夫学院，叶莉英那时候还很年轻，我不敢说自己教过她，但是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高尔夫。我希望那些交流对她日后成为职业球手有所帮助。”

　　说到这里，罗大卫顿了顿，他几乎是一口气讲出来最初那三年颠沛流离的时光。“你不知道我有多难——去大都会练习场开学院是临近冬天的时候，我才刚刚结婚，练习场几乎没有人学球。我不得不转移到蛇口的一个小练习场里碰运气，蛇口的学员虽然比上海多一些，但是价格叫不起来，新婚生活依旧艰难。”这时候，罗大卫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第二个恩人——王军老板——是他将罗大卫从人堆儿里挑出来，到沙河球会当起了运营总监。罗大卫继续说，“我的孩子即将出生，我非常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是王老板让我从低谷中重新振作起来。”

　　就这样过了两年，罗大卫苦于在深圳的工作和上海的妻儿间两头奔波，于是再次辞去安稳的工作，回到上海滩上讨生活。2003年，中国正经受着非典的考验，上海在那一年也是出奇的热。“我特别记得这一点。”罗大卫说，“因为上海旭宝的练习果岭上铺的是人造草皮，我和中国教练开玩笑，把一个温度计插到上面，温度计直接就爆炸了。”就这样熬了三个月，直到上海林克司的加拿大老板从旭宝的练习场里“捞”出罗大卫这个“中国通”，他才算又安稳地过上了小日子。

　　2006 年，桂林某球场急需招聘一位总经理，几经周折联系到了罗大卫，但是到了球会两周后，他就又离开了。“业主对于球会管理的想法很多，又不愿意将权力下放给总经理，我不想做一只‘花瓶’。正好北京伯爵园有个机会，我就北上了。”在北京伯爵园做了两年“领导陪练”，罗大卫又跑到浙江嘉兴的九龙山将军高尔夫俱乐部。在九龙山，他虽然是名义上的运营总监，但是做的是总经理的事。做过这么多年的中国高尔夫经理人，罗大卫认为自己的强项是管理会所，并接受客人的批评或者意见，跟他们沟通并处理矛盾——客人投诉，总经理要让他们消消气；客人表扬，总经理要学会说‘哪里，哪里’——好的总经理，是坐在会所里待客的。“在那里，我认识了北京金海湖的老板李哲，他把我从浙江又带回北京了。”罗大卫说。

　　在九龙山认识李老板，中间还有一段插曲。李哲没有预约开球时间，直接去前台要求下场，正赶上罗大卫当值，他巧妙地把矛盾化解了。事后，李老板觉得罗大卫是个人才，便让他参与他在北京开发的新球场，罗大卫也相信缘分，便随着李老板回到了北京。“金海湖球场还在初造型阶段，我那时候50多岁了，做工程本就不是我的强项，我对每天跑山头提不起兴趣，我求李老板放我走吧，他就答应了，我于是又回到了伯爵园，做我最喜欢也最擅长的事情——在大堂陪会员聊天。”

　　尽管在伯爵园的工作一切顺利，罗大卫仍不甘于现状，去中国最北边的某球会工作了。在这期间，他和雇主发生了激烈的摩擦，最后不欢而散。气愤之余，他举家回到了美国，在加州的尔湾定居，却由于离开了故土太久，他发现自己已经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便在去年只身回到北京。

　　“在北京就是做‘野教练’——谁找我去哪儿教球都行。”就这样，罗大卫“北漂”着混日子，直到有一次他去金T湖畔青蛙认识了张总，张总又把他介绍给了金T的老板叶伟，于是两人一拍即合，便有了今天金T少年梦之队的由来。

　　学中文

　　“我觉得除了我儿子之外，学中文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罗大卫用高八度的声音，将谈话从叙事中拉了出来，“我在台湾教球时，有俄罗斯学生、日本人、菲律宾人等等……而我是一个美国人，我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是大家都用中文阐述高尔夫！你能想象吗？”

　　作为一个外国人，罗大卫的口语水平已经和中国人不相上下了。除了“运营总监”咬不准鼻音以外，我觉得自己就是在跟一个中国人聊天，而且他的词汇量还特别时髦，什么“PK”、“没辙”之类的口头语，他能活学活用。

　　在金T少年梦之队的训练中，罗大卫的语言能力也体现在了教学成果中。

　　同样是美国人，但是他和杰克带出的学生有着明显的差异。“杰克的教学水平比我高，他几十年来，一直专注在高尔夫教学内容里，但是他不会说中文。他每说一句话，都需要翻译助手理解之后， 再转给学生，这样一来就打了折扣。”罗大卫压低声音，偷偷告诉我，“但是我不用，我强调的就是耳朵中间的这6英寸球手在做什么，至于他用什么动作我不在乎——阿诺德·帕尔默和吉姆·佛瑞克的动作都很怪——我的优势是用中文告诉孩子如何去完成，所以我和学生沟通更方便。”

　　罗大卫同时也把自己的领悟带给了自己的儿子，以及金T少年梦之队。“我告诉我儿子，‘你是中国人，尽管你生活在美国，但是你不要忘记说中文。’”罗大卫认为，学好一门语言是推开一扇窗户，打开另外一个世界，他鼓励少年梦之队的孩子们学好知识和高尔夫技能外，再多学一门语言。“我是优秀的PGA球手吗？根本不是。我是优秀的教练吗？杰克就比我强得多。但是我会说中文，我的天地可大了！”罗大卫自豪地告诉我。

　　聊起当初为什么以40岁的年纪，从美国加州的棕榈泉跑到台湾教高尔夫，再来大陆当经理人，罗大卫相信这是缘分。“我在棕榈泉当教练时认识一对台湾夫妇，他们鼓励我去台湾发展。”罗大卫那时不会中文，抱着当不了高尔夫教练，起码还能教英语的心态，就到了台湾。“我在台湾认识的学生说，‘学语言是小孩子应该做的事。’言下之意，他劝我不要白费劲。结果六个月后，我不仅把中文学会了，还带着这个人到美国考了USGTF(美国高尔夫职业教练联合会)。”

　　如果说去台湾是误打误撞，那么来大陆就一定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了。大上海的投资人农老板是位新加坡华裔，他开办了大上海球场后，需要找一位PGA 教练管理学院。“农先生去台湾，本来是要见另外一位教练的。”罗大卫说，“我的学生正好是接他的司机，开车中闲聊，他发现农先生要去找PGA 教练，结果就把车拐到了我这里来。”罗大卫相信中国文化中所谓的缘分——他认为这件事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机遇——结果农老板没有去见约好的人，把这个路上捡来的“宝贝”，带回了上海。

　　作为一个外来者，当然会有不开心的时候，有被误解或被骗的经历。罗大卫认为，这些经历都以不同的角度去注释着中国——这个对于他既陌生又充满机遇的国家。来华不到20 年，罗大卫的心里还有三笔“债”收不回来，他也放弃了讨债。“既然签了雇佣合同，公司就有必要为雇员解决签证问题——在美国起码是这样的——但是北方某球场聘用了我，结果该发工资的说，‘你是非法用工，我们不能发给你钱。’这个理由我接受不了。”罗大卫对于被骗仍然耿耿于怀，“所以我现在学聪明了，拿着‘顾问签证’，需要半年出入境一次。我要么到香港，要么去济州岛。以前吃过哑巴亏，现在是‘吃一堑长一智’。”

　　梦之队

　　4岁到12岁的31个孩子，进队就送球衣、球包和球杆，每周两次课，京城6家金T练习场免费畅打，以及每个月25次佳伟练习场的小9洞下场(一名家长免费陪走)——这是金T董事长叶伟对罗大卫，也是对京城热爱高尔夫的孩子们做出的承诺。“我们球队的孩子到外地打比赛，南方的孩子都不相信他们有这么好的条件，叶老板真是爱孩子！”罗大卫评价现在的老板时，如是说。

　　在这些学员里，罗大卫一眼就看中了一名姓郭的孩子。“他不热衷于打远，而是喜欢切一个球砸中另一个球，这是职业球员应该有的感觉。”说起自己的得意门生，老罗不免兴奋起来，“这是我第一次教小孩子，我在摸索的同时也在学习。大人总会问为什么，这样一来，教和学的人都容易苦恼，但是小孩子你告诉他做什么，他就能想办法完成得很好。”

　　罗大卫教小郭的经验是这样的：开始，老罗只让他保持一个动作，切5码、10码、20码的距离，小郭很有耐心，每次都去打400个球，直到把这种状态保持下来；然后，老罗觉得时机成熟了，就让他发力打——不管用什么杆，都用最快的速度打，能打多远打多远。“中国教练总告诉初学者放松，但是教小孩子不能这么说，应该是放松的状态下，把最远的距离打出来，不然他们就错过学习发力的时机了。”罗大卫说，“我在教学中途去了美国半个月，等到回来时再看他的动作，我心说‘完蛋’了，郭的动作全变了，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调好他。我给他看视频进行比对，告诉他哪里做的不对。结果小郭自己就调好了——那一刻，我觉得教小孩子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因为他们不问为什么，只想着如何把事情做好。”

　　现在，老罗在中国的生活变得很规律，61岁的他，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除了每周二上午去放松打场高尔夫，最忙的时候就是周末给梦之队上课。“周六早上一堂课，下午一堂课，周日早上再上一堂课，每堂课两个半小时。”罗大卫说，“这样一来，家长还可以陪孩子去小9洞打一场球，他们愿意来参观我的课堂，我也是不收费的。”

　　在梦之队学习，罗大卫除了传授高尔夫技能之外，他将高尔夫礼仪、历史和文化放到了很大的比重。“中国人把高尔夫看成一项体育，而我们外国人认为它是一种文化。”罗大卫略带担忧地解释自己“放慢节奏”的理由，“如果单一追求成绩，你不会理解这种运动带给人的精神感召。我记得米克尔森有一次在四大赛上有机会夺冠，但是他却主动给自己罚了两杆，因为他站位瞄准时球动了——你在任何体育赛事上都看不到这种行为。”他继续说，“我希望告诉学生什么是正确的事，然后他会传达给他的长辈和朋友。往大里说，我梦想可以改变中国高尔夫的行业现状。”

　　瞧！这个在中国闯荡了快20年的罗大卫，梦想还没灭呢。

　　罗大卫漂流记

　　时间 地点 工作

　　1994年 台北某练习场 教练

　　1997年 昆山大上海球会 教练

　　1998年 顺德某球会 运营总监

　　1999年 东莞海逸球会 运营总监

　　1999年 上海虹桥俱乐部 运营总监

　　1999年 上海大都会练习场 教练

　　2000年 广东蛇口某练习场 教练

　　2000年 深圳沙河球会 运营总监

　　2003年 上海旭宝练习场 教练

　　2003年 上海林克司球会 运营总监

　　2006年 桂林某球会 总经理

　　2006年 北京伯爵园球会 运营总监

　　2008年 嘉兴九龙山球会 运营总监

　　2010年 北京金海湖球会 顾问

　　2010年 北京伯爵园球会 运营总监

　　2011年 哈尔滨某球会 运营总监

　　2013年 美国加州 赋闲

　　2013年 北京金T练习场 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