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扬是中国冰雪运动的推动者。
提到中国冰雪运动的历史，杨扬是绕不开的名字。
作为中国冬奥首金获得者，退役后的杨扬有了太多不同的身份：退役后她成立了自己的滑冰青少年培训机构，开始了普及滑冰培养后辈人才的工作。
她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国际反兴奋剂组织副主席……与此同时，她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如此“多元”的生活，如何平衡？压力是否比当运动员时更大？面对澎湃新闻记者，杨扬娓娓道来。
2002年冬奥会，中国选手杨杨在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人民视觉 资料图
细致入微，帮助筹办家门口的冬奥会
2022年冬奥会举办资格花落北京之后，杨扬成为了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委员会主席，怎样帮助办好这届家门口的体育盛事，对她又是新的压力和挑战——这也自然成为了这次采访中，最先聊到的话题。
“在申办冬奥会的过程中我们就提出了‘运动员为中心’的理念。运动员委员会的职责则是保障运动员权益和需求，确保他们能够在筹备过程中得到支持。”
“每年我们会有两次会议，组委会筹备进展中也需要得到运动员反馈，包括对奥运村、服务部门、餐饮、场馆等方面的相关意见和建议。去年的运动员委员会会议上，我们就提了四十多条建议给到组委会。”杨扬说。
这些建议中，有些细致到外行人很难想象。比如来自花样滑冰项目的委员赵宏博就建议组委会要备好针线——曾经国际赛事上就出现过有运动员服装突然破损，无法修补，只能贴上胶带表演的情况。
自由式滑雪名将李妮娜则建议，冬奥会进行时也最好能使用给残奥会使用的设施，准备足够的轮椅等。因为她就经历过现场受伤后轮椅不够，只能坐上超市推车的尴尬。
而在这其中，也有来自杨扬的建议，“两三年前我曾经带着孩子，作为国际滑联的代表去到当年夺冠的场馆，想寻找当年的痕迹但是找不到，很多东西只能留在记忆里。”
“所以我就提出，建议在比赛场馆留下奥运参赛运动员的名字，获奖运动员留下手印等。这对于运动员非常有意义，对于后来的观众来说也能看到非常具象的东西，想起2022年的辉煌时刻。”
除此之外，作为一名女性运动员，杨扬也考虑到了很多“妈妈级”选手以及工作人员的需要，提议重视对于这部分人群的服务，也得到了组委会的考量。
“筹备一届奥运会是非常复杂的工程，要调动所有资源来保障，不管是衣食住行、保障交通、场馆建设都需要考量。不过我们有了2008年的成功经验，保障工作是很有信心的。”说到这，杨扬的脸上满是笃定。
当然，作为曾经的运动员，杨扬也依然关注着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一举一动，并且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近几年尤其从平昌冬奥开始，欧洲的势头很猛，竞争的队伍多了，越来越激烈。（平昌冬奥会）从整体成绩来说确实不如前几届好，之后整个队伍也在做调整，希望有更多的年轻队员能够起来，同时老队员也能够保持他们的状态。”
“希望老队员能够有机会调整，就像皮筋一样，如果长期绷着关键时候就会脆弱，但如果有松有紧把握好节奏，到了奥运会就能够发挥很大作用，尤其是像武大靖、韩天宇这样经验丰富的队员。而年轻队员就是往前冲，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多惊喜。”
杨扬在第五届世界反兴奋剂大会上发言。人民视觉 资料图
任职多个国际组织，动力是热爱
据杨扬透露，虽然一些场馆建设工作因为疫情的关系而一度停滞，但在疫情缓和之后，北京冬奥会的场馆建设得到恢复，目前看来如期完工没有太大问题。
“准备工作做了一些调整，比如一些测试赛，有的延期有的取消了。等到场馆在八月份正式完工后，单项组织会来作验收认证，之后就进入各项目的测试赛，虽然有一些延误，但目前还是按照原计划有序地往前推进。”
而关于北京冬奥会筹备的工作，并非当下杨扬所承担的唯一职务。
以退役之后的工作丰富程度论，杨扬绝对算得上中国运动员中的佼佼者。在退役的2006年，她就进入了国际奥委会，并在2010年正式成为委员。
妇女体育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运动员委员会、道德委员会、市场开发委员会、奥运项目委员会……多个部门都留下过她的身影。除此之外，她还在央视担任过两年的嘉宾主持。
2018年她从国际奥委会委员任上卸任，如今她又有了一个新岗位——去年11月份，她当选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副主席，并于今年1月，在瑞士第一次以副主席身份参加了执委会议。
能够在众多的国际组织中工作并且得到外界的肯定，和杨扬自己保持学习的态度分不开。
“面对新工作，每次都很忐忑，觉得自己能干好吗？工作起来就像上了马达，好在我的身边都是专家，自己通过学习很快能进入角色。”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虽然是在国际组织担任了官员，事实上却是没有工资可拿的，面对繁琐的种种事务，唯有对体育本身的热爱能成为最大动力。
“一个是保持热情，才能长期去做义务的工作；其次你要发自内心相信自己的工作，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做到一些改变、一些推进，也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认可。”对于冰雪和体育的热爱，在杨扬心里一直燃烧至今。
事实上，比起当初做运动员时候的辛苦，杨扬觉得当下的压力也并不是那么可怕，“肯定还是当运动员（更累）。这是不一样的压力。那时每天的压力不单是成绩，每天训练过鬼门关，也是挺痛苦的一件事情。”
“回到正常人的状态，你要承担不同的角色——工作、母亲、妻子、女儿，需要把这些角色平衡好，而且以前有很大的团队支撑你，而现在你要去支撑别人。”
杨扬带孩子运动。关注“熊孩子”，也是她的工作
如今坐在澎湃新闻记者面前的杨扬，少了一些当年冰场上的霸气，更多了一分职场女性沉稳干练的气质，不过一开始就为人所喜爱的笑容一直保持到了现在，经过时间沉淀更多了一丝温和与亲切。
44岁的她，莫名会有一种自己一直没有长大的“错觉”，“可能是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工作上的）困惑，一直在学习，所以感觉自己一直长不大，我也特别幸运自己能一直成长。”
事实上，杨扬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被动”的人，从小就被家长“放养”的她，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就学会了在没有外界催逼的情况下努力。
“我们小的时候是散养大的，父母比较忙，孩子就完全放任给学校，学校竞争也没那么大压力。而自己从小就会有这种向上和竞争的意识，内在的驱动力比较强，会主动去学习努力，打磨自己的各个方面。”
而到了竞技赛场，这样的心态也成了帮助她脱颖而出的关键，“‘让你练’和‘我要练’是完全不同的感受，我自己也经历过，从一开始按照教练安排，到后来主动加练，给自己更多安排，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训练计划，凭什么你脱颖而出？”
或许是从个人经历出发，对于“主观能动性”的重视，也被杨扬延续到了对孩子的教育身上。
杨扬说，自己很欣慰的一点，就是自己的一对儿女对体育运动都有兴趣，但从事短道速滑的自己并不想把孩子的兴趣限制在冰上。
“文化补课我肯定不行，但是体育活动还是亲力亲为，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游泳、滑冰、球类运动……带他们多角度去感受，他们也都很喜欢。自己经常也会自省一下，怕管得太多，让孩子变成被动地去接受。”
母亲的身份，也让她对于体育和青少年之间的关系多了一份思考。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她，就在今年两会上提出了关注社区儿童青少年活动空间和设施不足的问题的提案。
“希望幼童有攀爬架、滑梯、秋千，从游戏中促进相关运动机能的发育。现有设施及标准更多倾向于成年人甚至老年人使用，适合青少年尤其是学龄前儿童的非常少，使用成人体育设施对小朋友来说有一定危险性。”此前她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
杨扬是全国政协委员。
喜欢了一辈子滑冰，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
对于青少年的关注，不光只是对于自己的儿女。早在2013年，杨扬就在上海创办了主打青少年培训的飞扬冰上运动中心，随后在2015年，该机构扩展到了她的故乡黑龙江。
如今7年过去，这一机构已经逐渐成熟，并且培养出了入选国青队乃至国家队训练的潜力小将，说到自己的机构有小孩能“跟武大靖一个队”，就足够让她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由于疫情的原因，今年对于所有的体育培训机构都有些困难，甚至一度让杨扬产生了一种“几年的努力一下子被打回原形”的无奈，“前不久看到一个冰雪论坛的数据，心里挺难受的，三分之一的雪场和冰场关门，确实挺难的。”
但这没有浇灭她的热情，
“毕竟四十多个教练，加上员工将近一百人，还是希望坚持下去，随着疫情好转，已经慢慢开展工作了，课程的恢复情况也挺好的。从收入来说确实挺难的，但是从情怀来说，不会那么容易被打倒。”
虽然随着多年下来运作的成熟，运动中心的日常运作都基本交给了团队，杨扬却不打算彻底当个“甩手掌柜”，她还在盘算着怎么利用这一资源做更多。
比如当下她就在计划着，利用旗下教练团队长期和学校合作所积累下来的“上大课”经验，把这样的形式推广到更多目前仍然以小课为主的社会冰场。
这样一来，可以参与的初学者更多，参与者的花费也会更便宜，如果能利用到类似上午这样的冰场淡季时间上课，费用还可以更低。
“这样普及的速度会快很多，社会效应也会比较好。至少会让那些觉得滑冰有点贵，又想来试试的人，可以多一个选择的机会。”
不难看出，即便当下身兼数职，能够让杨扬始终抱有热情的，仍旧还是那片冰场。在退役之后，她也曾有过对步入社会的“恐惧”，也曾有过很多“诱惑”——有人想拉她从商，有人觉得她可以走娱乐路线，但她都觉得“不合适”。
最合适的，还是她喜欢了一辈子的滑冰，还是自己最熟悉和最有感情的体育。
她给自己订了三条规则：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做自己能做的事；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
看起来，一路走到现在，她多彩生活中的每一面，都践行了当初对自己的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