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作的一切努力都是希望刘健能够留在队中，和球队一起在下个赛季重返中超。”青岛中能[微博]俱乐部副董事长于涛[微博]告诉记者，“至于合同的问题，应该由专业部门鉴定之后再作结论。”

　　于涛并未明确回答“刘健合同真伪”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恰是引发刘健转会纠纷的主因：青岛中能俱乐部新闻发言人黄建表示“刘健已和青岛队签了续约合同，为期3年，2017年到期。”但刘健声明“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份续约合同存在”。至此，刘健转会广州恒大[微博]一事陷入僵局——以为自己合同到期、成为自由球员的刘健与广州恒大达成协议，但青岛方面企图留下刘健，双方各执一词，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将于下周例会讨论这起纠纷。

　　作为青岛队队长，未与老东家撕破脸皮之前，刘健曾表示，尽管自己合同到期但会尽量给俱乐部经济补偿(由自己或新东家支付200万元左右)。但此后事态发展超乎预料，究竟哪一方出尔反尔不得而知，但本赛季降级的青岛队想在新赛季重返中超绝非易事，更何况双方的争论已经引出“阴阳合同”话题——自从中国足协出台“限薪令”，“阴阳合同”就成为中超常态。

　　中国足协推出“限薪令”的初衷不难理解，但几次“限薪令”给出的限制方法逐渐由愚蠢向可笑过渡。以目前名存实亡的最近一版限薪令(2004年)为例，取代“球员(国内)月工资不得超过1.2万元”规定的是“全队球员薪酬不得超过俱乐部收入的55%”——且不谈“俱乐部收入”在中超范围内尚不完全透明，“全队球员薪酬”更是模糊概念。而时至今日，中超范围内只有广州恒大公开表态“俱乐部有盈利”，但俱乐部对“广告效应”的换算才是“盈利”所在，在一个俱乐部集体“亏损”的时代，“限薪令”显然应该有更加科学而严谨的条款限定。

　　事实上，现行“限薪令”对中超的唯一影响，就是“鼓励”俱乐部与球员之间签订“补充合同”，即所谓“阴阳合同”：在中国足协备案的球员，合同通常年薪为数十万元人民币，但“补充合同”球员年薪通常超过百万元，“年薪”也通常由“训练补助”取代——刘健在本人微博上贴出的两份合同扫描件印证了业内人士的说法：第一份合同(在中国足协备案之合同)年薪80万元，另有绩效工资20万元；第二份合同年薪260万元。据业内人士介绍，俱乐部之所以肯“不厌其烦”与球员签订不止一份合同，主要原因为“便于财务核算”，“这也算是俱乐部的核心机密，通常不对外公布”——据记者了解，在刘健贴出合同之后，已有青岛球员向俱乐部表示对待遇不满，要求新赛季加薪。

　　无论出于何种考虑，无论足协“限薪令”是否有效，俱乐部与球员之间的劳务关系不可更改——法律专业出身、曾任国家体育总局政法司司长的足管中心主任张剑[微博]，上任后推掉一切采访，但最近多起足坛劳务官司均直指中国足协的法制盲区，倘若足管中心仍以“行业规定”为借口躲避实质纠纷，中国足球相应的闹剧只会层出不穷，而以为中国足球盼来振兴契机的球迷也终将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