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耿

　　针对国足6月15日1比5不敌泰国队的耻辱性成绩，6月24日，中国足协、足协国管部及国足，同时发出三篇不同的致歉信，反而激发起更强烈的批评。在天宫一号与神舟十号成功实现手控交会对接的当日，民间情绪与官方情绪对接的对接失败。

　　这是三个很吊诡的道歉，它们齐刷刷地出现，与其说是彰显道歉的隆重与诚意，不如说是在过错共担中使责任主体虚化。散光无聚焦的措辞正是这三封道歉信的特点，专门道歉词语、承担错误和补救措施等道歉信的标准格式，它都齐备，但是，对于失败原因，在“没有表现出代表国家奋勇拼搏的精神和斗志，从而导致了大比分失利”等大口号上虚与委蛇，矢口不提谁雇佣了卡马乔等具体责任，对于补救措施，只是笼统地说“看我们今后的实际行动吧”，难怪使人越看越气。

　　不要说足协以厅局级的行政序位道歉已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1700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审判“萨利姆镇审鬼案”的法官萨缪尔·休厄尔为错判道歉，就树立了公职人员体面纠错的规矩。2007年《深圳市政府部门责任检讨及失职道歉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官员道歉在国内也不新鲜。

　　但像足协这样令人反感的道歉确不多见，一个层面的原因是：一个信用被过度透支的机构，它的道歉毫无价值；另一个层面的原因是这个道歉仅仅是一个道歉，连罚酒三杯都没有。

　　道歉不是悬浮于北京沙尘暴中的塑料袋，随抓随用。官员道歉制度是问责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责任的程序来看，道歉往往是问责的启动程序，足协这次当然也有问责，是赶走了“临时工”卡马乔，用临时工顶罪的手法毫无新意，只有偷笑着数钱的经纪人和长舒了一口气的正式工满意。

　　而且这个道歉没有赋予道歉对象进一步追错的权利，它像一个通知，而非一个请求，公众接不接受、原不原谅，都无交待。韩国就发生过市民拒绝市长道歉的事件：汉城市政府改革的新公共交通系统自运行后，造成一些路段的拥堵，当时的市长李明博不得不亲自出面鞠躬致歉，希望以此平息市民的责难，然而“不买账”的市民还是一纸诉状将市长告上法庭，要求市政府对老百姓因此遭受的精神和物质损失予以补偿。

　　不用负责任的道歉是令人上瘾的，因为主动、积极、频繁的道歉可成为逃避责任、留守退路、把握问责话语权的一种操作手段。当这种把戏被洞察，充其量只是像这次足协一样的失败了的危机公关，每篇五六百字的道歉信的价值也就相当于五毛钱的帖子。

　　最后，是个补充说明：虽然足协根据不同的场合需要，分别使用官方机构和民间组织两种身份，但是本文根据惯例，视为官方机构，暂且不说足协这种身份上的纠结是足球工作搞不好的重要原因，若是利用双重身份避责，更是无可救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