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慈鑫

　　国际三大通讯社路透、法新、美联今天均播发了一条消息：澳大利亚泳协宣布不再欢迎孙杨[微博]赴澳训练。原因自然是沸沸扬扬闹了已经近10天的孙杨“涉药”事件。

　　孙杨虽药检不合格，但查出的违禁药物并不是可以提高运动成绩的兴奋剂，而是治病疗伤的常用药物，只不过，孙杨没有按照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规定使用。从本质上来说，孙杨“涉药”事件的性质并不恶劣。但澳大利亚泳协为何“小题大做”，将曾长期在澳训练的孙杨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

　　从国际三大通讯社持续对孙杨“涉药”事件的关注点就能看出一些端倪，一是国际舆论一直对中国国家反兴奋剂中心在孙杨被查出药检不合格半年后才公布此事甚为不解，法新社还在采访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时得到确认，各成员国应当在查处任何药物违禁案例20日内上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并予以公布，中国在孙杨“涉药”事件上拖延上报和公布时间的做法显然违反了这一规定。二是，因孙杨涉药事件，中国游泳协会对队医巴震[微博]作出禁赛一年的处罚，但9月举行的仁川亚运会期间，媒体却拍摄到巴震在训练场和赛场继续为孙杨提供医疗康复服务的画面，中国游泳协会对巴震的禁令为何如同一张废纸？

　　然而，面对国际媒体提出的这些疑点，中国国家反兴奋剂中心和中国游泳协会却始终不进行任何回应，中国游泳协会相关领导甚至对媒体记者回应，“有事找中央”。结果就是，孙杨“涉药”事件在公布近10天后依然受到媒体和舆论的持续追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官方的不回应态度，也导致一起原本并不恶劣的药物违禁案例触发了外国游泳协会对一名中国运动员的禁令。

　　“孙杨‘涉药’事件现在出现的是最坏的发展结果。”12月3日，北京大学中国体育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文义向记者表示，“若有关部门及时澄清事实，积极回应外界的疑点，事情本不该发展到这样的境地。”

　　何文义认为，有关部门之所以迟迟不愿正面回应外界质疑，与相关领导怕担责有关。

　　中国游泳在历史上是有兴奋剂污点的。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上，中国代表团有11人被查出使用兴奋剂，其中7人来自游泳队。这起恶劣的集体使用兴奋剂事件使得多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国运动员的优异成绩始终带有偏见，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外国媒体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质疑中国游泳运动员叶诗文[微博]使用兴奋剂，曾让中国媒体和观众愤怒不已。

　　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体育界的反兴奋剂工作就在不断加强和突破，2013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相关官员曾评价中国的反兴奋剂工作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是国际反兴奋剂权威机构对中国反兴奋剂工作的高度认可。

　　但在孙杨“涉药”事件的处理上，我国有关部门的沉默却很可能毁掉中国竞技体育来之不易的清白。

　　“1994年广岛亚运会期间，我正好在日本，亲眼看到一些国际媒体是怎样大肆宣传中国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中国体育的形象、国家的形象可以说被攻击得一塌糊涂。”上海体育学院体育人文学院教授肖焕禹说，“从那次事件就可以看出，有些国际媒体对涉及中国的任何一点负面事件都会无限放大和炒作。所以问题在于，我们是怎样应对的。”

　　“很遗憾，在孙杨‘涉药’这件事上，原本一件完全谈不上是负面事件的事件，最终却造成了比负面事件还要坏的负面影响。”肖焕禹表示，“相关部门以为运动员的事只是个人的事，其实，在国际上，一名中国运动员就可以代表整支中国队，就可以代表整个中国的形象。相关部门的危机公关意识不强，最终导致的可能是中国体育和中国国家形象的损失。”

　　在肖焕禹看来，相关部门此次对孙杨“涉药”事件的处理，表现出的已不仅仅是危机公关意识不强，更是话语权的主动放弃。

　　“我们在国际比赛上取得的优异成绩已经太多了，我们的优秀运动员也已经太多了，但这就是一个体育大国所追求的吗？我们还应掌握话语权。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要主动与外界沟通，说明事实，澄清疑问，有错就主动认错，承担责任，这也是一个大国应有的担当。与此同时，还应积极争取媒体的支持，利用媒体发布正面的信息和声音，以便及时平息争议。只有主动掌握话语权，才能让某些习惯于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外国媒体和组织找不到小题大做的机会。”肖焕禹说。

　　本报北京12月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