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仙虎(右)与林丹，2009年苏迪曼杯羽毛球决赛，中国队3-0击败韩国队成功卫冕

汤仙虎(图/陈帆)

　　“我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按我的性格不会说这样的话。”汤仙虎直挺的鼻梁上架着老花镜，目光扫过那句屡屡见诸报端的“我要培养一批林丹[微博]”时，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吐出这么一句，不急不缓的语气中，透着不容置疑。旋即，许是为了消解弥散在空气中的疑惑，淡淡地反问：“虽然心里会这么想，但和说还是不一样吧？”

　　70岁时，在李永波的建议下，汤仙虎就任东莞李永波羽毛球[微博]学校的校长，这是全国唯一一所以现任国家队主教练名字命名的羽毛球学校。1亿元的投资使学校有资格成为国家队的训练基地，由汤仙虎、前国手文凯、福建省青年队教练卢青等组成的教练班子堪称豪华，当然，相较发展兴趣为主的特色运动班，专项训练班平均每个月1万元的学费也超出了工薪阶层的承受能力。

　　对于学费高昂的质疑，汤校长心中自有一笔账，一般当过国家队队员每小时的教学费是300-500元，在学校则大约是两个半小时300元。运营成本高和每天都在发生的折旧意味着学校离收支平衡尚有一段距离，而赚钱的诱惑，远不如培养下一个林丹的刺激大。

　　归来

　　汤仙虎出生的时候，日军占领了印尼，开始了长达3年零8个月的血腥统治，父母给他取名“现虎”，意指“现在的老虎”，寄予了无所畏惧的期许。

　　他将这份期许押在羽球场上，50年代，他已打入了印尼全国前八。在一个街巷遍布球馆的地方，家境窘迫的他杀出重围着实不易。然而，反华运动开始萌芽，把姓名从汉字改为印尼拼音的华人发现，他们的护照上多了一行“并非纯正印尼人”的说明，走在路上被人指着叫“支那”的滋味也让汤仙虎心情复杂。

　　1953年，印尼的华侨社团组织了一支50人的队伍回国参加四项球类运动会，帮助印尼首次从三冠王马来亚手中斩获汤杯的王文教也在其中，最终他们并未赶上运动会，却在中国逗留了远超原计划3个月的时间。这期间，王文教和队友被带到北京的育婴院、能在6分钟内装配一部卡车的长春一汽、抚顺的露天煤矿、南京的雨花台、上海的妇女改造院。

　　“虽然被‘洗脑筋’，但真正动了回来的念头是在抗美援朝中国击落美国飞机之后，”王文教说，得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被打败后，他一个晚上没睡着。

　　双打搭档陈福寿和他一拍即合，两人秘密商量着干脆不回印尼了。然而迫于集体签证，怕影响到他人，中央侨委并未批准他们的请求。

　　彼时，王文教在印尼是名气响当当的人物，走进任何一家运动品商店，不仅有咖啡招待，有伙计陪着聊天，临走还能不花钱挑选球拍，这款球拍则将打上世界冠军的商标，身价大涨。

　　最终，他用5块OMEGA贿赂了旅行社，护照上使用9年前还是孩子时的照片和福建话发音的姓名，于1954年5月6日登上了从雅加达驶往香港的船，在码头，他和陈福寿、黄世明的合影在林丰玉的相机中定格。

　　林丰玉是王文教的教练，江湖传言有一手握一拍的本事，其实他的真实身份是印尼《新报》的体育记者。由于拥有随时进出总统府的权力，他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不少情报，后被列入印尼政府的黑名单，只得回国。

　　即使上了船，心有余悸的王文教也不忘叮嘱林丰玉把照片压到船驶离印尼领海之后再发布，一门心思背井离乡的他们生怕被抓回去。

　　在海上的一个礼拜，陈福寿晕得厉害，王文教一到晚上就失眠，夜里站在甲板上，他望着深色的海水和从水面跃起的闪着鳞光的飞鱼，想起在回国申请书上写下的“我离开印尼后不愿意再回到印尼”的誓言，想起尚未告别便已永别的初恋，想起母亲临别时的那句“以后如果听到妈妈过世了，不要戴孝也不要哭”，蓦地感到前途很迷茫。

　　前新加坡羽总技术主任郑青金忆起1958年踏上深圳土地的第一反应，“看到老奶奶吃力地挑着扁担，心都凉了。”

　　和王文教的侄子熟识的汤仙虎在对方及爱国华侨会的劝说下，于1960年12月回国，次年2月抵达福建。临行前，同乡会不仅自发筹措了路费，捐了大量包括黄油在内的食品和衣物。

　　这是18岁的汤仙虎第一次离开家人，虽说是回到祖先曾经待过的地方，但于他而言只是语言都不通的全然陌生之地，打球是他回来的唯一理由，相应地也占据了他的全部身心。回国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自己的名字从“现虎”改为“仙虎”，希望能沾点仙气。

　　开弓没有回头箭，从林丰玉到王文教再到汤仙虎，三代归侨在球场上的拼命背后是回不到过去的决绝。

　　“打球就是打政治”

　　1963年中国羽毛球队赴印尼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实力远在对方之上的男团最终以2：3败下阵来，以体力好、进攻快著称的汤仙虎更是连输两场，成了男团“失利”的“罪魁祸首”。赛后，看台上的父亲一头雾水，投了大笔钱赌中国队胜的华侨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边骂汤仙虎“坏脾性一点都没改”，边砸了好几台电视机。

　　当时的男双选手、羽毛球队队长林建成如今说起那场一波三折的比赛仍好像就发生在昨天。原来，就在广东队头号男单侯加昌对阵对方一号选手的当口，体育部长贺龙坐不住了，打心眼里想包揽男女团冠军的他担心没法跟周恩来总理交代，通过大使馆给领队李威打电话，指示很明确，男团必须让球。

　　李威深知，不服从就是犯政治错误，后果很严重，赶紧找来林建成，林建成又把同样的话向在场边摩拳擦掌准备大展身手的汤仙虎转述。等不及后者从一阵懵中缓过神来，三人迅速研究起了让球战术，即既要让，又不能让得太明显，换句话说，要把总理布置的任务漂漂亮亮地完成。

　　殊不知，选择多拍加主动失误战术的汤仙虎仍然凭着体力和技术的全面优势把印尼的二号男单拖得只剩半条命，直接导致后一场侯加昌不胜他实在说不过去。无奈，汤仙虎只得携男双搭档再让一场，这次林建成记得把战术调整为速战速败，否则对方体力不支受伤就麻烦了，最终有惊无险地送出了男团冠军的奖杯。

　　为了表彰汤仙虎做出的巨大“贡献”，贺龙同意男单决赛可以“真打”，而不是按潜规则由当时在国内排第一的侯加昌打，结果积压许久的汤仙虎一举战胜了汤侯时代的老对手，可苦了团体赛后把赌资统统押在侯加昌身上的印尼华侨。

　　新兴力量运动会后，“打球就是打政治”这句话刻进了汤仙虎的脑海里。“文革”后，作为尖子运动员，他虽躲过了下放农村的命运，被分配到传染病医院旁的菜地劳动，却由于频繁接触带肝炎病菌的粪便，染上了肝病。由于习惯默默地扛，汤仙虎全身无力去医院检查时，已是两个加号，显示慢性肝炎了，更要命的是肝病之后进一步影响到心脏。71年周恩来指示复队后，他好几次在比赛过程中心脏骤停，气都喘不过来，成绩逐渐下滑，直到退役。

　　回忆那段时光，汤仙虎只能感叹造化弄人，尽管比起被下放到偏远山区的队友，他的境遇表面上光鲜得多，但比起生活上的相对轻松，他宁愿选择躲过疾病的纠缠。

　　那是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一头猛扎进“体育浪费人才，埋没青春”的疯狂年代，趁着晚上偷偷跳沙坑保持体能的汤仙虎摸不到球拍，看不懂这番乱象的时候也后悔回国，但一转念，自暴自弃的话就做不到“打球就是打政治”了，政治需要你输的时候固然要放，但反过来政治需要你赢的时候还得赢。

　　王文教在闽西思想改造两年零3个月后，完成了从农村到首都的“六级跳”，他直呼自己幸运，当年上调他们一批4个人的文件上，签着6个大脑袋的名字：周恩来、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陈慕华。

　　在最难捱的日子，他没有步乒乓国手的后尘，拾起一度鄙视的阿Q精神，嫌时间过得慢，就找来两本英文的桥牌书翻译消磨光阴。他记得，曾经一起打羽毛球的队友有一位成了梁效的笔杆子，“文革”后出于内疚去了香港，走之前同他告别时，问他“历史是什么”，他答“说明过去的就叫历史”，被对方否定了，说“不对，历史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末了是一句“王教练你门槛跨对了，我跨错了”。

　　林建成将那时候的理想主义归结为“脚印哲学”，不去想未来会怎样，要实现怎样的宏愿，只求一步一个脚印，留下生存过的痕迹。

　　“我要像他一样就好了”

　　一个星期前，福建队的四代羽毛球手在祖师爷王文教的召集下在建队58年后重聚，81岁的他耳聪目明、步履稳健，从里到外一身运动服，跟弟子解释不穿袜子的原因时不忘开玩笑说“买不起”。他拿着六千多元的工资，一半时间在国内，一半时间在印尼，自称对物质要求不多的他活得逍遥自在。

　　那天，在墙上挂满老板与现役冠军合影的一间体育会所，羽毛球把成功商人、地方乒羽中心主任、体校教练、许久没有打球的公务员以及退休职工们重新联系在一起，王文教在弟子们的轮番敬酒下，有了醉意，把刘小征招过去说：你是生不逢时，打球的时候一直被李玲蔚压着。个子小小的刘小征抬头对着教练一个劲地笑，转过头去偷偷对身边人说：他有点醉了，李玲蔚是我的后辈，我同辈的是陈玉娘和梁小牧。

　　在全国各省市的羽毛球队中，福建制造的世界冠军达到了惊人的23个，长期牢牢占据着第一的位子。从福建队走出来的汤仙虎，手下的弟子更是星光熠熠，林瑛、吴迪西、魏仁芳、阿迪、叶诚万、吉新鹏、夏煊泽、蔡赟[微博]、付海峰、林丹。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人们看到站在男单领奖台上的3位清一色是他的弟子，殊不知，吉新鹏的对手叶诚万的教练也是汤仙虎带出来的，比赛还没开始气势上已压倒了对方。

　　1988年出生的文凯如今是汤仙虎重点培养的教练员，他更为人熟悉的身份是林丹在国家队中的陪练。坐在学校训练馆的冠军墙前，这名小球员口中的“凯哥”说，自己的一生都会因汤仙虎而改变。

　　2009年，他手掌沟骨骨折后，医生告诫他运动员生涯到此为止，年纪轻轻，在国家队大有前途的他不甘心，瞒着教练又打了两年，终究摆脱不了伤病的阴影而选择退役。

　　来到东莞追随汤仙虎的脚步后，他欣喜地发现自己原本以为空空如也的那张捕鱼网里原来还有许多宝贝，并开始学着汤仙虎，没事的时候想想羽毛球的技术，在计划本上写写画画，倒也乐在其中。

　　这个从小翻着蓝封皮《汤仙虎羽毛球运动技术图解》长大的男孩如今也信奉起了前辈们的脚印哲学，他的解读是，人生是分阶段的，不可能每个阶段都顺利，与其假设“要是……的话早就……”，不如把当下的事做好。

　　在文凯眼中，汤仙虎的神奇源于当运动员时深刻的体会和做教练员时无比的用心。他记得在青年队时吉新鹏举过一个汤仙虎的例子教育他们这帮怕吃苦的小球员，光是练同一个点的吊球，就可以从早上9点练到下午1点。让文凯印象深刻的还有汤仙虎亲口告诉他的一件事，当年训练完最大的享受就是棒冰调着水和奶粉一起喝，为了训练自己的毅力，他控制着不喝。

　　王文教也记得，当时队里6个人围着他练，往往其他运动员吃了午饭，午觉睡醒了，发现汤仙虎还在练，为的是找到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这个当年啜着咖啡、吃着饼干，闭目听国家队队员一字排开在面前跳绳的神奇教练如今会耐心地听面前两个10岁出头的孩子解释一个为什么赢，一个为什么输，脸上不时浮现出慈祥的笑容。

　　他习惯性的以长音“你”开头的、字数严格控制在10个以内的直截了当的指示，队员贯彻不到位时鸭舌帽檐下皱成一团的眉头，甚至肩膀不动，仅仅摆动手臂的走路方式，以及双腿与肩同宽，重心永远在中间的站姿，都透露出强烈的自我管理意识，并构成了这位老帅不怒自威的条件。但私下里，他说，不希望队员怕他，否则会发挥不出来。

　　汤仙虎说，自己一辈子老是一个人生活，这个在当年的班主任陶德馨眼里有些内向的孩子在场上习惯与人隔着网，在场下对距离感所保证的独立也要求极高，队员听训练计划时贴得过近，他会做手势让他们退后，再熟悉的老朋友，在球场边聊天也会隔着一个位子坐。

　　他的一双儿女都在国外求学，在和父亲当年差不多的年纪，开始独立生活，无论孩子打不打球，他都尊重他们的选择，妻子卢青说这是一个民主的家庭，尽管父亲汤仙虎的意见几乎总能得到一致的尊重。

　　比汤仙虎小二十多岁的卢青欣赏丈夫“城府不深，很真，所以跟年轻人合得来”。虽然关心他的身体，但卢青比谁都清楚，丈夫离了羽毛球就等于失去了整个人生。“他从没有过告别羽毛球的想法，一次都没有过。他的教练杨人燧在羽毛球岗位上去世的时候，他告诉我：‘我要像他一样就好了’。”(本刊记者周琪发自东莞、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