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昇年轻时参加飞碟比赛

　　本报记者刘小龙 刘继昇走上射击之路源于上世纪50年代“全民皆兵”的浪潮；他在这一领域率领队员寻求突破也是异常艰辛。然而，这些困难没能阻挡他和队员向世界冠军进军的脚步——

　　背景：刘继昇作为教练1981年带领中国飞碟队队员参加在阿根廷举行的第42届世界飞碟射击锦标赛大放异彩，先是巫兰英、冯梅梅、邵伟萍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夺冠，随后巫兰英又在个人赛中为中国队摘取金牌。中国女子双向飞碟异军突起，刘继昇付出了巨大努力。

　　受访人：刘继昇(国家飞碟队原教练，现已退休)

　　记者：你练习射击是怎么起步的？

　　刘继昇：我1954年响应国家号召参军，1955年退伍，因为当时我有初中学历，当地政府想留下我当干部。按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可我心里清楚，人家让我当干部，不是因为我水平有多高，而是那个年代人才比较匮乏。我觉得胜任不了，于是选择继续读书。我所处的那个年代讲究“全民皆兵”，政府机关、中小学校还有企业厂矿等都在普及射击运动，我从1956年开始练习小口径步枪射击，但那只是随着当时的普及浪潮一块练，没想过会成为专业运动员。

　　记者：什么样的机会让你最终从事了这一运动？

　　刘继昇：1957年在西安举行了一次全国射击锦标赛，我和郑州的另外三名队员被选中代表河南参赛，成绩不错，第二年就被国家队调到广州参加集训。当时我们的思想是：自己是国家的一块砖，让去哪里就去哪里，在哪里都要发光发热，为国家作贡献。这样我就走上了专业运动员的道路。

　　记者：你原本练步枪，为什么后来又选择了飞碟？

　　刘继昇：去广州参加国家队集训前，我根本不知道有飞碟这个项目。到了以后真是大开眼界，射击原来分好多种——开始我练小口径步枪，但一段时间过后，我觉得自己的成绩并不是很拔尖，因为小口径步枪分为三个姿势：卧姿、站姿和跪姿，我站姿和跪姿的成绩都不错，但卧姿的成绩不好，给整体脱了后腿。那时，我觉得飞碟这个项目挺新鲜，看着别人在场上练习，心想：这个项目不错，就算不出成绩对打猎也有帮助呀，后来就向队里申请到飞碟班。飞碟班起初十几个人，经过淘汰，最后剩下了八九个。

　　记者：说说你在国家队的经历吧。

　　刘继昇：我在国家队真正训练的时间并不算长，因为进队没多久就接到了新任务，到各地推广和普及飞碟项目。1958年9月，国家队成员分7个巡回教学组去了不同地方，我先到了河南，然后去湖南、广东，最后到湖北。

　　记者：你的教练生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刘继昇：1960年，当时中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国家队大幅裁员，很多队员返回了各自的省区市队，因为我当时有高中学历，国家比较看重，于是和另外四个同样拥有高中学历的队友留在了国家队，然后就直接成了教练员。

　　记者：会不会觉得角色转变得有些快？

　　刘继昇：确实感觉很突然，因为我练习射击的时间总共也就那么几年，进入国家队只有两年，但当年国家建设正处在起步阶段，可用的人才比较少，对于比较冷门的飞碟项目来说更是如此。在这个大背景下，我挑起了教练员的担子。当年，我们的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作为教练员，我心里非常着急，所以不断地琢磨怎么样提高我们的水平。

　　记者：但中间还是被“外力”中断了。

　　刘继昇：“文革”开始后，国家队解散了，我回到郑州，在一家工厂当了一名钳工，后来又去一家机械厂做闸门，再后来又被调到街道的一家小工厂，做图钉、大头针什么的……

　　记者：那时候想过有朝一日还会回到射击场吗？

　　刘继昇：没有想过，因为当时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既然当了工人，就把手里的活儿干好，而且相比于当年在国家队其他队友的工作，我算是比较好的。

　　记者：“文革”尚未结束，你又被召回了射击场？

　　刘继昇：1973年，国家恢复运动队训练，我先被召回到河南队，11月又回到了国家队。不过，那次回国家队并不是很顺利——1974年射击亚锦赛在伊朗举行，我本来要带队员去比赛，护照等一切手续都已经办好，就差上级的一个签字。结果我被人举报说父亲是“反革命”，让国家队不能重用我。那个比赛没去成，我也返回了河南队。

　　记者：女子双向飞碟的复苏是否与你有一定关系？

　　刘继昇：国家队原来只有多向飞碟一个项目，而且都是男队员练。1974年回到河南队后，我开始考虑能不能抓女子双向这个项目。经过仔细研究，我发现其他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一个现象，就是女子飞碟的成绩相对男子要偏低，这样我们追赶先进水平可能会比较容易或更现实一些。另外，女运动员的心理素质相对男运动员要好一些，因为当时在中国，女子步枪选手的水平要高于男子。在这种情况下，我着手组建了女子飞碟班。之后，湖南、广东、福建等省也陆续开展起来。

　　记者：在队伍的组建和训练过程中，你是否遇到了困难？

　　刘继昇：运动员的选拔是当时第一个难题——练习射击的女孩子本来就少，加上大家不怎么了解飞碟项目，而且训练要在室外进行，每天都是风吹日晒，不像其他射击项目还能在室内练习，所以我的首要任务是选择好苗子。好苗子不但要有练飞碟的身体条件，还必须有吃苦耐劳、意志坚强的品质才行。起步阶段，队里只有巫兰英等三个女队员，她们跟着男队员一起练，后来走了两个，只剩下巫兰英一人。不过，冯梅梅1975年进队，三年后邵伟萍也被招了进来。

　　第二个困难是我们的知识储备严重不足。组建双向飞碟队前，我们没有任何渠道可以学习，也没有出国考察的可能，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我拿着一本双向飞碟比赛的规则研究了好久，根据规则要求训练队员，然后在每天的实践中一点一点地总结经验。我每天记录队员的表现和出现的问题，从中寻找这个项目的运动规律。后来我写了一本参考资料，与其他开展这个项目的省区市的教练们一起交流学习。

　　记者：从队伍组建到1981年拿世锦赛团体和个人两项冠军，短短数年，中国女子双向飞碟进步神速，这反映出我们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刘继昇：除研究和总结这个项目的规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年代条件虽然艰苦，但教练员、运动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训练和比赛中拼字当头，一心要改变飞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状况，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四进四出国家队

　　再次拨通刘继昇的电话时，他正在为家人准备午饭。这位75岁的老爷子如今正悠闲地待在家里安享天伦，“我们老一代教练员的思想和理念已经跟不上潮流了，应该让更多有想法的年轻教练走上第一线，这样中国的飞碟水平才能继续往上升。”1998年退休后，刘继昇曾在河南射击队发挥余热，现在他甘愿让贤。

　　我和刘继昇因为采访有过两次接触，但我们没有见过面——我在北京，老人在郑州，采访都是通过电话进行的。尽管年过古稀，但刘继昇讲话底气十足，充满激情，并且表现出良好的记忆力。他对往事的回忆总能把我带到他们经历过的那段峥嵘岁月中。采访中，老人不断提到党和国家，他说他无比珍惜党和国家给予他的一切荣誉，这是他人生中宝贵的财富。

　　刘继昇的青年时代正是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时期，由于上学时文化成绩不错，如果没有从事射击，他可能会去当一名工程师，这正是那时国家建设急需的人才。最终进入国家射击队，刘继昇觉得只要是为国家干事，到哪儿都一样，“自己就是一块砖嘛。”

　　不过，刘继昇在国家队的运动、执教生涯充满坎坷，从1958年首次入选国家队到退休，他四进四出国家队。这其中既有工作上的需要，也有政治上的因素。无论在国家队还是在地方队，刘继昇对飞碟的热情始终如一。为了尽快提升中国飞碟的水平，他第一个吃螃蟹，组建女子双向飞碟班，并且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带领队员在世锦赛上获得团体和个人两项冠军。当时，欧美的对手瞪大了眼睛，四处打听中国队的教练员是从哪里来的。为了保证日常训练，刘继昇亲自熬沥青，做碟靶，忍受着有毒气体的侵害和热流的烫伤。他将自己在训练中总结出来的规律编成资料，毫无保留地拿出来，供其他省区市的队伍学习。现在，女子双向飞碟依然是中国飞碟的拳头项目，经常在国际大赛上摘金夺银，奠基者刘继昇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