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宋嵩

　　制度不健全 改革不深入 管办不分开 裁判不职业

　　2013赛季的中国足球[微博]超级联赛人气不减，前两轮比赛的场均上座率已经超过两万人。在20年前的1993年，8支被称为俱乐部队的甲级球队在广东集中进行了全国足球俱乐部队(甲级A组)锦标赛，比赛期间，有些场次只能卖出十几张门票，但就是这次比赛，成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20年的开端。

　　20年前的职业联赛，大都是专业球队与社会企业“联姻”，方式粗放而且低级，但毕竟从此走上了职业化这条路。然而，在20年的发展历程中，这项历史最为悠久的中国职业联赛，却始终伴随着“准职业”或“不职业”的评价。

　　改革不深入结恶之果

　　运动管理中心以行政手段强制管理和干预已经社会化、市场化和职业化发展的运动，引发出重重矛盾和混乱

　　职业联赛初期轰轰烈烈，让无数人投身其中，戴大洪就是其中一员。这位原河南建业[微博]俱乐部总经理，见证了足球改革初期的万象更新，“我当时能有机会参与足球，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但是很快，假赌黑等丑恶现象在联赛中大行其道，让戴大洪大失所望，“这只是问题的表象，根本原因是我们的联赛制度不健全”。

　　问题的种子其实在1997年就已经种下，正当足球职业联赛需要继续推进的时候，当时的国家体委提出：“足球改革突破口的任务已经完成，目前没有进一步改革的任务。” 所有深入改革的计划和设想，不得不戛然而止。同一年年底，国家体委出台了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制度，足球运动管理中心集决策与执行机构于一身，从而实质上取代了中国足协会员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职能，中国足协只剩下了一副“唯一代表国际足联和亚洲足联会员”的空皮囊。

　　曾任中超[微博]公司总经理的郎效农[微博]认为，这一变革的结果是，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往往以行政手段强制管理和干预已经社会化、市场化和职业化发展的足球运动，从而引发出重重矛盾和混乱。具体表现在足球管理者急功近利地片面维护极具争议的国字号球队长期集训制度，随意改变联赛赛制、升降级制度和竞赛日程，忽视青少年足球培养体系建设和青少年足球运动普及等长远性、基础性的工作。

　　戴大洪说：“中国足球此后的沉沦，并不是因为职业化改革本身造成的，而是因为职业化改革不彻底、改革半途而废所致，其中，管理体制的弊端是中国足球停滞不前的主因。”

　　在现有的联赛体制下，不断出现问题难以避免，全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微博])也未能幸免。曾任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的李元伟[微博]说：“足球遇到的问题，其实后来我们篮球也都遇到了。”

　　对裁判的监督和管理，始终是足球和篮球联赛共同的软肋。李元伟在任时曾想设立职业裁判队伍，但遇到了诸多难题，至今仍未实现。前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韦迪也曾表示，中超联赛的裁判选派只把握在少数几个人手里，裁委会基本是虚设。行政决定裁判使用，使得权力和利益纠缠在一起。

　　在英超联赛和日本J联赛中，绝大部分裁判都是职业裁判，他们的薪水不低，而且都是由职业联盟承担。裁判吹“黑哨”实际上损害的是职业联盟的共同利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裁判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英超和J联赛的职业裁判都是随着联赛的发展而逐步产生，相比之下，中国裁判的职业化进程却没能及时跟进。

　　管办不分阻联赛发展

　　项目运动管理中心和体育协会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这个机构集办赛、管理、监督三位一体，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中国职业联赛最受人诟病的，就是管理者用行政的手段和力量干预职业联赛。

　　无论是足球还是篮球，现状都是项目运动管理中心和体育协会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这个机构集办赛、管理、监督三位一体，很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去年，足球管办分离的呼声甚高，但最终也只是推出了职业联赛理事会，与人们的期待相去甚远。郎效农评价道：“这是在中国足协内部又设置了一个小足协，甚至比中国足协还要繁琐复杂，看不出所谓管办分离的任何影子。而且由于理事会不具备法人资格，其实什么事也做不了主。这是一个四不像的组织，造成垄断，没有效率，而且矛盾重重。” 

　　为何足球难以管办分离？郎效农一针见血地指出：“职业化改革之所以如此坎坷，关键还是在我们现行的足球管理体制。在这个体制中的一些既得利益者，他们之所以未对中超联赛改革，特别是对中超管理体制的改革予以积极的支持，是因为他们未将促进我国足球运动的发展放到首要的位置，而更担心随着中超联赛的不断发展，可能会削弱他们以行政手段控制和支配我国足球运动发展的权力。”

　　管办不分最直接的恶果就是行政干预职业联赛，使之时常出现停滞甚至倒退，最为突出的例子是CBA两次实施南北分区，又两次取消。取消南北分区后，CBA赛程压缩，场次减少，确保国家队有更多集中和备战大赛的时间。奥运会前，中超联赛也曾经讨论过南北分区，目的同样是为了缩短赛程，为国奥队和国家队的比赛让路，好在最后未能实施；但联赛在21世纪初期曾两次取消升降级，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体育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鲍明晓说：“无论是NBA[微博]还是英超，如果联赛的赛制不固定，赞助商的损失谁来负责？中国篮协在更改赛制后赔了很多主赞助商的钱，这就是不按照规律办事的恶果。所以管理体制一定要改革，如果不改变、不按照规律办事，我们职业体育今后的道路一定还会非常崎岖。”

　　从种种违背职业联赛规律的做法不难看出，管理者的奥运战略和金牌战略与职业体育矛盾尖锐。职业体育本质上是向社会提供一个高水平的赛事产品。职业化程度完善，赛事水平高，项目水平自然水涨船高。社会体育学者卢元镇说：“国家队成绩与职业联赛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正是NBA的成功造就了美国男篮的强大实力。我们的体育管理者不能太过狭隘，要是真把职业体育搞好了，还愁人才吗？”

　　职业联盟不是洪水猛兽

　　职业体育最好不是政府来管，而是允许职业俱乐部自己来组织职业体育联盟，协会在其中发挥总体把握和监管职能

　　中国的职业联赛脱胎于专业体育，现有的管理体制仍会受传统办赛制度和理念的影响。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竞赛部一共有8名工作人员，负责管理全国各级篮球赛事，其中，只有两个人具体负责CBA联赛的竞赛事宜，看似专人负责，实则力不从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NBA(中国)，公司拥有员工近百人。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我们还是拿计划经济办专业体育的一套办法来办职业体育，主要任务还是定位在拿金牌上，而且‘协会＋中心’的身份很尴尬，也很难监管。俱乐部的利益必须要成立职业联盟来保证。”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总体趋势一直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要改变过去那种政企不分、管办不分的模式，就需要建立一个能够有效协调足球领域各种资源配置的组织，这个组织基本类似于英超联赛的职业联盟，具有法人资格，这样才能规范有效地运作整个联赛。

　　职业体育还应按照产业规律、经济规律运转。职业体育的主体应是职业俱乐部，所以成熟的职业联赛主要是以职业体育联盟的架构来运作。而中国职业联赛并非以市场为导向，也没有以市场为杠杆进行资源配置，俱乐部难以将联赛视作“自己的联赛”。

　　在成立职业联盟的前提下，鲍明晓对协会和项目管理中心负责的工作进行了界定：“职业体育最好的管理方式不是政府来管，而是允许职业俱乐部自己来组织职业体育联盟，协会在其中应该发挥总体把握和监管职能。至于政府的体育行政部门，应该回归到它的体育公共服务的本职中去，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老百姓的公共体育服务上。职业体育这个东西还是让市场说了算，它本来就是市场的东西，应该还给市场。”

　　时至今日，已经离开中国足协的郎效农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见解：“既然是职业联赛，就要有相应的组织机构，成员应是参与联赛的俱乐部加中国足协。职业联盟不是洪水猛兽。”(本报记者陈晨曦[微博] 刘硕阳 范佳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