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锦赛中国队4比7完败于加拿大队—— 冰壶，不一样的承受之重

　　赛道上，每个冰壶的重量均为19.1公斤。然而，在不同参赛队心中，它的分量各不相同。2013世界女子冰壶锦标赛渐入尾声，在今天上午进行的焦点之战中，中国队以4比7完败于加拿大队，遭遇开赛以来第六场失利。

　　加拿大姑娘热情相拥的背景中，留下的是“熊猫兵团”黯淡的背影。抛开表面的喜悲，负载在冰壶内的“重量”却更值得思考。

　　“感受不到冰壶带来的快乐”

　　2000年，王冰玉[微博]第一次接触冰壶。13年来，冰壶给她带来欢乐，也带来苦恼，在她记忆中，最难磨灭的是备战温哥华冬奥会前的岁月——

　　“在一个加拿大小镇，我们租住着一套两层破旧别墅，房间很暗，全天都拉着窗帘，没有电视、没有电话、没有网络，电脑只有在赛后总结时才能用。我们每天清晨六点早操，然后是上、下午共五小时的训练，晚上再加练体能。训练、吃饭、睡觉，这就是我们每天仅有的三项活动。”28岁的哈尔滨姑娘回忆道，这般枯燥生活日复一日，她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去逛超市。王冰玉感慨，“那时，我们感受不到任何冰壶带来的快乐，大家都数着天数过日子，处在崩溃的边缘。”

　　2000年，加拿大队三垒艾玛·米思琪入选渥太华凯瑟琳·霍曼冰壶俱乐部，当时11岁的她练习冰壶已有五年。在她的描述中，提到最多的一个词是“享受”。

　　“我和队友认识已经13年了，现在我们每周训练五六次，每次平均一小时。”姑娘说，训练气氛很轻松，有时分组打比赛，输了请客喝啤酒或咖啡，边喝边聊，然后各自回家，“我很享受玩冰壶的乐趣，享受和队友八卦的时间，享受这样的生活。”

　　“即使没收入，我也愿意留下”

　　当然，仅靠打冰壶不足以谋生。艾玛说，冰壶只是爱好，她们都有正式工作：四垒瑞琪是一位健身教练；二垒艾丽森是一名汽车经销商；一垒手丽萨是加拿大文化部工作人员；她自己则为联邦政府工作，“我们都是请假参赛的，好在工作单位都很支持。”

　　不仅需要请假参赛，有时还要自掏腰包。65岁的加拿大队主教练厄尔·莫里告诉记者，全队的训练、比赛费用有四个来源：一是联邦政府的体育专项基金；二是赞助商的资助；三是奖金收入；四是“她们自掏腰包”。莫里坦言，看似来源不少，但总量都不大。政府基金为期两年，每人每月1500美元，国内联赛冠军奖金不足50000美元，要四人平分，“她们每人至少还要再投入两三千美元，才能抵消年度花销。”

　　至于老头自己，收入不是问题，“我从7岁开始玩冰壶，已超过57年了。我爱这项运动，爱这些姑娘，爱这支队伍。即便没有收入，只要她们需要，我也愿意当一名义务教练。”

　　他说，相比奥运金牌、世界冠军的头衔，他更看重队员是否从中获得快乐，“能拿冠军，当然更好；不行，那也没关系，她们对于这项运动的爱好，远远大于金牌本身。”

　　“她们的热情，我们很难达到”

　　冰壶，或许就是一项强调纯粹的运动。正如其材质一样：必须是不含石英的花岗岩打磨而成。如果混有杂质，在冰面上一经撞击，就会破碎开裂。

　　对“熊猫兵团”的姑娘而言，纯粹的热爱似乎很遥远。三年前，王冰玉前往北美培训，她在当地冰壶俱乐部发现，很多同学驱车五六个小时，专门来打一场冰壶比赛，“我也很喜欢冰壶，但让我花这么长时间打一场比赛，我做不到。她们的热情，我们很难达到。”

　　2009年世锦赛夺冠，“四朵金花”震惊了国际冰坛，也震惊国内体育界。然而，此后中国队起伏不定：2010年冬奥会季军，2010年世锦赛第七名，2011年第三名，去年更是跌至第11名……

　　中国队主教练谭伟东“把脉”道，“有了之前的好成绩当老本，有些队员在业务学习上开始放松，思想上开始飘了。”一位圈内人说得更直白，“四朵金花”中，三个有了退役后的着落，两个结了婚，一个当了妈妈，“她们还有什么动力去拼？”

　　的确，如果不是纯粹的喜爱，单纯的热情，仅靠物质刺激与安排工作，姑娘们还有什么动力去努力坚守？

　　“倒金字塔模式不会长久”

　　在国内冰壶届，“四朵金花”孤独绽放，根本原因在于国内薄弱的冰壶基础。

　　据中国冰壶队领队李东岩介绍，目前全国系统开展冰壶运动的仅黑龙江省，专业运动员只有200余名，且几乎全部集中在哈尔滨市。此外，在北京等城市还有一两百名业余冰壶爱好者。这，就是中国冰壶运动的全部家底。

　　莫里则透露，冰壶在加拿大很流行，每年至少参加一次冰壶运动的爱好者超过100万。雄厚的群众基础带来竞技体育的繁荣，加拿大国内冰壶联赛分为地区、省、国家三级，参加本届世锦赛的加拿大队就是去年全国冰壶联赛的冠军。“冰壶运动需要的是金字塔结构，塔基是大量将其视为爱好、娱乐的大众，塔尖则是具备天赋，得到良好训练的顶尖运动员。如果是倒金字塔结构，那肯定不会长久。”莫里意味深长地警告道。

　　“倒金字塔结构”的中国冰壶正在承受阵痛。当一个国家发展冰壶的重担全部压在四个姑娘并不厚实的肩膀上时，冰壶就成为她们“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本报特派记者 赵博(本报里加3月21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