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排协主办刊物《中国排球》杂志1996年刊发过一篇名为《排球职业化势在必行》的文章，重点讨论了中国排球联赛进行职业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6年后，当我们再度审视中国排球联赛时，不难发现如今的讨论与建议不过是旧事重提。

　　1994年，中国女排[微博]在亚运会上负于韩国队，彻底陷入低谷。同时，奥运金牌战略使各地纷纷砍掉耗资大产出小的排球项目。短短几年，女排专业队伍从80年代的30多支锐减到1995年的16支。那一年刚到当时国家体委排球处工作的高沈阳第一次在江西南昌观看赛会制的全国联赛时，偌大场馆内只有比赛球员的场景让他深为触动。“不改革绝对不行了，”他回忆说，“那个时候我对国情的认识也比较肤浅，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传统体制下走不下去。”

　　高沈阳随后拜访了当时已率先迈开职业化改革步伐的中国足协，从时任足协副主席王俊生与许放那里取经。1996年中国排球确定了以实行主客场制为突破口的联赛改革方案。但同足球甲A联赛明确提出“职业化”不同的是，当年底启动的排球联赛并没有明确将职业化作为目标，但市场化、社会化的改革取向仍使1996年被称为中国排球改革的元年。

　　高沈阳说：“联赛无非是把水搞活一些，肯定要打破传统，最核心的就是人才要流动，竞争才激烈，观众才爱看。但又有全运会，这对地方而言比奥运会还重，所以需要既能保证地方利益又要把这潭水整活了，这就叫政策。”

　　尽管接下来的第二届联赛找不到冠名赞助商，整体亏损800多万元，给了刚成立的排球运动管理中心当头一棒，但无论是高沈阳还是排管中心首任主任徐利，对联赛都抱有极大的热情。徐利上任后曾表示，国家队水平从根本上说取决于联赛水平，要通过产业化的道路来发展排球事业。

　　首都体育学院院长、中国排协副主席钟秉枢认为，当时排球联赛的改革起步阶段不错，从赛会制转向主客场制，吸纳社会赞助，增加比赛场次，这样逐步将排球融入市场，从封闭走到开放的作法是比较符合项目特点和国情的。

　　河南天冠男排主帅谢国臣回忆说：“我从96年开始参加联赛，各赛区都很热闹。我在四川队打球，观众场场爆满。”新生的联赛也为滑坡的中国女排赢得了时间。高沈阳说，改革保留了振兴女排需要的最基础力量，没有改革，全国仅存的十几支球队可能早就垮掉了。

　　随后几年，排球联赛得到了步步高品牌七年的冠名赞助，培育了如冯坤[微博]、杨昊[微博]、王一梅[微博]等一批优秀运动员，国家队成绩也水涨船高。然而，随着中国女排重登巅峰，重国家队轻联赛的现象蔓延，联赛的市场化、职业化进程越来越缓慢，在建立完善的俱乐部体制、加大市场开发和商业推广方面，排球联赛几无寸进。2003－2004赛季，为了确保中国男排和女排参加世界杯等国际赛事，联赛一度出现了女排第一阶段比赛完全没有国家队球员参加，男排联赛甚至中间有长达两个月停赛期的怪现象。而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大好消息，却进一步让排球联赛陷入了勉强维持的境地。

　　钟秉枢说，当时各个项目都要为奥运会、为国家队让路，与搞好联赛形成了突出矛盾，包括足球在内的联赛都有这个问题。随之而来的恶果是排球联赛的关注度不断下降，观众人数越来越少。很多球队不得不将自己的主场转移到大学校园或者二、三线城市，北京男女排甚至背井离乡，搬到了秦皇岛、兰州、贵州等城市。

　　奥运会后，随着广东恒大俱乐部这一“异类”出现，各球队也在其刺激下加强了商业活动。北京汽车集团斥资2000万元打造北汽俱乐部；女排传统劲旅天津在更改了赞助商之后，每年的球队经费也从300万元左右上升到了900万元以上。然而，俱乐部的一些新气象无法改变联赛整体萎靡不振的现状，改革初就提出的人才流动陷入停滞，市场推广依然缺失，现场观众基本靠组织……在刚结束的这个赛季，为了给即将到来的全运会让路，联赛时长又压缩到了只有3个月。十六年过去，中国的排球联赛似乎像是绕了一个大圈子，然后又回到了起点。

　　在高沈阳看来，排球联赛的根本问题还是如何既能保证地方的利益又要把整体盘活的问题，而排管中心十几年来始终未能解决好这一问题。谢国臣则表示：“对我们来说，尝试改革肯定是愿意的，但这个尝试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协调，呼吁大环境才行。”

　　钟秉枢认为，目前不少运动管理中心受到批评，是由于他们只管竞技，忽视群众体育，没有起到指导这个项目发展的作用。他表示，受到各方面体制的限制，仅是排管中心出台政策肯定还不能把联赛做活，毕竟作为项目管理中心，在这方面周旋的余地并不大，同各地方队伍协调起来很困难。不过钟秉欧说：“排管中心应该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让各地方队伍看到项目主管机关在鼓励什么，发展什么，提倡什么，他们自然会有相应的战略调整。”(完)新华社记者徐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