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于杰对中国职业拳击前景看好。

　　矮小的熊朝忠[微博]出名了！在昆明体育馆战胜墨西哥人哈维尔·马丁内斯之后，这位苗寨矿工高举起了WB C的金腰带，一跃成为迷你轻量级的世界拳王。2012岁末，中国拳击成为大众焦点，这一次，不是邹市明[微博]卫冕奥运冠军，也不是任灿灿踢爆年龄造假，而是因为职业拳击——一个被圈内人自嘲为“野生”的运动。  

　　职业拳击堪称金字塔尖上的运动。8月份，2012年度福布斯体坛收入排行榜揭晓，两位职业拳击手霸占了前两位，35岁的梅威瑟以8500万美元的收入击败了雄踞榜首11年的“老虎”伍兹，而菲律宾人帕奎奥则以6200万美金紧随其后。

　　但在中国，职业拳击意味着贫穷、草根、边缘、混乱，只有不到200名拳手在从事这项运动，产业链条短而脆弱，有时候，一个拳手一年都打不上一场比赛，为了养活自己，他们当保安、做生意、教人打拳……职业与业余的界限，在这里变得模糊，他们只得用其他的生存手段，来呵护着孱弱的梦想。

　　而熊朝忠的成功，如今又给了年轻人编织梦想的空间。那些纠结着的故事，他们在等待一个灿烂的结尾。

　　故事1 中国唐金与他的泰森

　　“小熊是我的一大作品。”刘刚说。

　　他是中国第一个职业拳手、第一个拳击推广人，作为专业运动员，参加过1990年北京亚运会、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退役后前往澳大利亚，在那里成为职业拳手，并且拿到了经纪人执照，2003年回到国内，中国职业拳击还是一片空白。“我要培养出中国的泰森。”这是刘刚的梦想。付出的代价有点大，他赔掉了澳洲打工挣来的200多万元，还卖掉了在澳洲的房子和汽车。收获也不小，张喜燕、徐丛良、吴志宇等人在他的打造下，先后成为金腰带得主。但影响力有限，直到2006年，“中国唐金”才迎来了他的泰森。

　　那一年，熊朝忠揣着1800元钱，背着一包换洗衣服，踏上了前往省会昆明的学拳之路。在这之前，他的人生与铜矿紧锁在一起。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夹寒箐镇岩蜡脚村，人们种植橡胶和香蕉，靠树吃饭。熊朝忠初中毕业，去县城念职高，学的是家电维修，结果只上了一年就落跑，外地人承包了村里的铜矿，急需劳力，他钻进矿场，抓起了手推车。

　　成名之后，熊朝忠被要求一遍遍复述这段经历。这个身高1米52、体重不足50公斤的苗族小伙子，每次需要像蚂蚁一样，把十倍于自己体重的矿石推出洞口，否则就会被简陋的矿车带进无尽的深渊。一天的工资，只有十几块钱。苦力活干了四年，爱打架的熊朝忠越发不能安分，在一本《拳击与格斗》杂志的指引下，他找到了刘刚，“我喜欢打拳，我想赚钱。”

　　刘刚成了他的经纪人，也是他的教练，从零基础开始，手把手教着，助其一路成长。作为长年浸淫于拳坛的推广人，刘刚看准了一点：中国选手在大级别竞争力不足，轻量级是突破口。这个行业需要炒作，需要明星，爆发力强、意志坚定的熊朝忠成了合适人选。

　　2008年3月21日，熊朝忠仅用2分28秒的时间K O实力强劲的泰国选手龙猜·卡瑟(32战10胜)，夺取WB C洲际拳王金腰带，并被冠以“小泰森”的称号；2012年6月16日，熊朝忠获得世界拳击理事会(W B C)银腰带；2012年11月24日，在昆明举行的W BC迷你轻量级世界拳王金腰带争霸赛中，熊朝忠战胜墨西哥拳王哈维尔·马丁内斯，成为中国首位世界职业拳王。

　　“靠一个小熊不足以脱贫致富，路还很长”

　　当30岁的熊朝忠把金腰带举过头顶，人生也迎来了曙光，他的出场费，据说已从最初的几千飙升至上百万。边城矿工成为世界拳王的励志故事，被各大媒体竞相传诵。“特别忙，各路采访接二连三。”刘刚和熊朝忠的手机响个不停，“但小熊有一点，不管是不是拿到金腰带，是不是有钱，他都特别淳朴，什么都没有变，就是最近采访多一点，朋友请客吃饭多一点。”

　　上周末，WB C成立50周年庆典在墨西哥举行，刘刚与熊朝忠应邀出席。“小熊拿到了年度最佳拳手奖，这是对我们的认可，也是对中国职业拳击市场的看好。”最令他们高兴的，是拜师成功。老拳王阿里获得“终身成就奖”，他患病多年，有些神志不清，熊朝忠将家乡的少数民族版画交给阿里的太太，拜在了拳王门下。

　　“这个东西是名义上的，他(阿里)也希望中国能够更好地发展拳击运动，对于职业拳击来说，炒作包装是非常重要的。”刘刚话锋一转，“但一个拳手想要成功，还是要靠实力说话，小熊还需要刻苦的训练，需要好的教练进行引导，以及我们整个团队的共同努力。”

　　设在昆明的众威俱乐部，是目前中国职业拳击运作最成功的机构，在当地，刘刚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并且已与云南电视台进行合作。它的产业链条，比其他省市的类似组合和个人都要完备。但刘刚仍不满足于现状：“国内市场还是不成熟，我们的比赛少，推广起来困难比较大。目前不要说盈利，只要是持平就不错了，我们开销很大，靠一个小熊不足以脱贫致富，路还很长。”

　　“过不了一两年，这里还会出现新的拳王”

　　在刘刚看来，熊朝忠的成功，至少可以证明自己长期坚持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是可行的。众威俱乐部目前有十几名职业拳手，“湖南、四川、广西、黑龙江，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90%出自农村，多数是像小熊这样半路出家的苦孩子。他们要靠自己，通过运动改变目前的生活状况，有了这个信念，才能成功。”继续造星是刘刚的坚持，“过不了一两年，我这里还会出现新的拳王。”

　　而对于“成品”熊朝忠，刘刚已经有了更大的“算盘”，“呆在国内不行，今后他出国训练和打比赛会更多，出场费肯定是要翻番，夺冠后已经有一些赞助商找上门来。下一步的现实目标是卫冕，卫冕赛的时间、地点，都要严格选择。”

　　故事2 另一对师徒，另一种生活

　　保安和邹市明的队友

　　保安李军非万万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自己能登上拳台。

　　2003年高中毕业之后，他告别了贫困的吉林农村前往北京打工，工作是当保安。他签约的是家小保安公司，刚开始，一个月的工资是三四百块钱，后来涨到七百，到了2005年，岗位换成了大酒店，可以拿到八百，在这个行业，算是较高水平。但在消费水平极高的京城，这样的收入仅能勉强维持一个人的基本生活，李军非和其他同事一起，挤在京郊的一间地下室里，阴冷，潮湿、冬天没有暖气。

　　在酒店门口站了两年岗，李军非认识了李根，后者当时还是贵州拳击队的一名运动员，这让他十分兴奋。“我小时候比较调皮，喜欢打架，喜欢拳击，老家比较闭塞，只能看到5个电视频道，只有到周日才能看得到拳击比赛。在北京认识了一些拳击圈子的朋友，特别高兴。”两人相识半年，李军非意识到，职业拳击没有任何门槛，自己也可以打，不过直到2009年李根退役，跟朋友合伙开起了拳馆，他才真正接触到专业的拳击训练。

　　李根比李军非经历更加坎坷。他是邹市明的队友，在专业队里练了11年之后，选择退役，拿着国家给的一笔安置费，与人在北京一起开了家拳馆，教拳的同时，还打一些职业比赛。拳馆最先设在健身房，到了2010年7月，其他人撤退，就成了他一个人的产业。一开始，俱乐部只有3名会员，李根想尝试着做专门的职业拳馆，但租金、水电费各种花销让他难以招架。“每个月光租金就要一万五，所有积蓄都用光了。出去办事，为了省一块钱，我舍不得坐公交车，宁愿走七八公里的路；一袋挂面，一个人吃一个月，连盐都没有。漂在北京不容易，我曾经哭过，也想过放弃这条路。”忆起那段苦日子，李根仍心有感慨，“最困难的日子大概持续了大半年，直到后来俱乐部会员越来越多，才算活了过来。”

　　成名前的熊朝忠是他们的影子

　　没有任何基础的李军非成了李根俱乐部旗下的一名职业拳手，在这个圈子，拳手多数是被专业赛场淘汰下来的专业队员，大约只有五分之一，是与李军非经历相似半路出家的底层草根，成名之前的熊朝忠，是他们的影子。

　　“最开始，李根有个外籍教练，我们跟着他练了三个多月。”从零基础练起，李军非无法参加太多比赛，俱乐部之间的交流赛，成了他积累经验的舞台。“沧州、杭州、济南……很多地方都去打过。开始打的是57公斤级，后来体重增加，换到更大一些的级别。商业比赛上，奖金最多的一次拿过一万五，另外还有七八千的，六回合、八回合甚至三回合的表演赛都打过，只要能让我打，我都不会拒绝。将对手打倒的感觉，我很享受。”

　　生活中没有导演叫李安，但却有另一个版本真实存在，刘刚是李根，熊朝忠是李军非，一面是梦想，一面是现实。

　　但李军非没有熊朝忠那样好运，打了不久，他的右腿受伤了，“在家躺了三个多月，打不了拳，保安的工作也丢了。”他开始转型，做起了销售。“销售药品，北京、天津，全国各地到处跑。”但拳击还是要练的，“基本上是一天两练，中午11点之前练一个半小时，下午4点半练到7点，有时候时间安排不开，晚上7点半之后练两个小时，大家都是抽时间练，本职工作要先保证，毕竟要靠这个吃饭。”虽然没有成为熊朝忠，李军非却从中看到了希望，“他夺取金腰带之后，我们都特别受鼓舞，至少这一条路，有人走通了。”

　　穷苦孩子就靠拳头吃饭

　　包括李军非在内，李根俱乐部目前有11名职业拳手，约一半是从农村来的穷苦孩子，家庭条件很差。“我给他们租宿舍，还给他们发工资，每个月底薪2000元，其他的奖金，就看他们自己比赛的能力，做我们这一行，就是靠拳头说话。”李根说，“现在所有的运动员，都打过比赛。”

　　不过比赛数量实在太少，收入有限。“前两年打得多一些，今年一场正规比赛都没有，实际上我们总共约了22场比赛，但是大部分因为政府和体育局的不支持而流产，散打选手上官鹏飞去年在海口被打死之后，很多比赛都叫停，我们只能打一些民间组织的拳王争霸赛，严格地来说这只能算是业余比赛，差旅费都要自己出，拿第一名才有奖金，就当锻炼队伍。”

　　通过给业余爱好者教拳，位于望京的李根俱乐部目前运转良好，两百多个会员足够维持运营，但谈到职业拳击，他充满无奈，“在这一块，我大概投入了几十万元，没有赚到一分钱。我的想法就是，只要赔的钱还能承受得住，就要把这件事坚持下去，我会坚定自己的信念，将来哪一天这个市场放开，中国职业拳击肯定能火起来。”

　　故事3 更多梦想，在现实中泯灭

　　一份带不来富裕的职业

　　“不靠谱的人太多。”蒙古汉子赵小龙摘下拳套，用力甩到了茶几上。

　　他是两位奥运冠军邹市明、张小平的好友，有一段时间，甚至还与张小平住一间宿舍。与多数中国职业拳手一样，赵小龙也有过专业运动队的经历，他练了7年拳击，还入选过国家队，拿过国际邀请赛第2、全国冠军赛亚军，“有成绩了，有奖金了，想法多了，消遣的时间多了，等到想追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干脆选择退役。”

　　退下来之后，赵小龙从事过很多工作，“搞拳击的都是苦命人，靠力气吃饭。”他没有回内蒙古，留在了北京教拳。工人体育馆曾经有一家京城最大的、装潢最好的拳馆，受到500多名业余拳击爱好者的青睐，但练得最多的是泰拳，赵小龙在拳馆门口竖了一块小牌子，专门教人拳击。后来拳馆搬迁，他没有了固定场所，只得跟几家会所与俱乐部合作，和学徒约好时间，就开始教学。

　　“时间相对自由，但也不太好做。我的课一节300块钱，分一半给场地方，十几个学生，一个月顶多80节课，挣一万来块钱，还得自己上保险。”赵小龙说。他刚生了儿子、买了房子，日子过得并不宽裕。打职业拳击，成了挣钱的新方向，中俄混血，外表粗犷，这成了赵小龙身上的“卖点”。

　　一次极不靠谱的邀约

　　“有个美籍台湾人，一个神人，曾经自己开着飞机回到国内，这里不让落地，他又折回美国。他前后找了我一年多，说我在中国拳手中形象相对较好，准备在9月份安排一场，去美国打。”今年4月，赵小龙恢复训练，他将体重降到了80公斤，快要够格打中量级，为了找回比赛状态，他还前往北京市拳击队练了一段时间，与人打实战。

　　“但是对方很快就没有了消息，到了9月，连人影都没有。直到前几天，这个人又来了，还带了个美国拳手过来，想试试我的身手。”随行的拳手更为神奇，据说曾是霍利菲尔德与弗里曼的陪练。“黑人，很高大，我说都两个月没练了，怎么跟你打？而且对方五十多岁的老头了，我三十多岁正当年，揍了你不合适啊！”赵小龙很为难，但他还是赴约，“打了一个回合，比画了两下。他说，这不是你的真实水平，也不是我的真实水平。台湾人再三强调，特别想组织这场比赛：你形象好，可以炒作一把，推你一把。”赵小龙心中重新燃起火花，“内心想尝试一下，哪怕是去美国走走也好，见识见识这个行业相关的东西。”他并不在乎输赢，“职业拳击就是商业比赛嘛，一场赢下来只需要30%左右的真功夫，更多的是靠操作和安排，只要你坚持得下来，就能当冠军。”

　　一个难以相信承诺的圈子

　　但这个圈子里虚浮的东西太多，让人很难再去相信承诺。由于缺乏行业监管，鱼龙混杂，国内一些机构和个人到国外找某个拳击组织挂靠，贴上他们的标签，摇身一变，成为对方的中国区机构代表。几年前，南方沿海某县城的一位职业拳击爱好者竟也宣称自己成立了当地的职业组织，开始认证比赛，收取认证费并有权力颁发金腰带。有人调侃：“这种金腰带的价值及社会影响力跟废铁差不多。”

　　赵小龙也曾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一个号称拥有世界级金腰带的中国组织，打算组织一个200人参加的排名挑战赛，想让我利用手头的人脉帮他们找拳手，刚开始聊得挺好，我说我不要你一分钱，就把保险放你这儿，另外给我报销下油费。听到这个，对方立刻就没影了。”赵小龙笑了起来，“现在美国经济不景气，很多人瞄着中国市场，希望多推几个拳王出来，但这样不靠谱的人和事实在太多。”

　　故事4 羊城造梦者

　　没打够的年轻人

　　27岁的于杰生活在广州，既是业余教练，又是职业拳手。他曾是江苏省拳击队一员，后来交流到广东，2009年因伤退役，在一家俱乐部做教练。“退役了就是靠自己，我现在有十几个学生，虽然流动性比较大，很多人坚持不了多久就不练了，但努力努力，自己吃饱喝足还是可以的。”生活有了保障，于杰开始想在拳台上继续发展，“可能是还没打够吧，想再去冲一冲。”

　　他聘请了个经纪人———十运会拳击冠军、肇庆人杨波，对方负责帮自己联系比赛。从去年开始，于杰开始征战职业赛场。“最开始打的是刘刚组织的比赛，在云南那边，W BO、U BO的比赛都打过，后来又参加去年在天津举办的国际拳击表演赛。到目前为止，总共打了四五场。虽然比赛打得少，但收入还可以。”

　　在职业拳击比赛中，四回合(3分钟/回合)比赛是最低级水平，于杰介绍，一般出场费是3000元，有赞助商的话，赢了比赛奖金翻番，除了给经纪人一定比例的分成，剩余的都是自己所得。而能够参加8至10回合比赛的水平稍高的拳手，出场费可达到1万元左右。“虽然拳击跟自由搏击相比起来，奖金差得很远，但出去打比赛，差旅费、住宿费都由主办方负责，只要出场就能拿到钱，相比体制内的专业比赛而言，收入算是不错的，这就是职业比赛吸引人的地方。”

　　靠教拳才能养活自己的职业拳手

　　这个圈子里，人与人之间并不讳于谈钱，但困扰于杰和其他拳手的地方，在于国内比赛太少，出国打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打完这一场，都不知道下一场是什么时候，因此练得不够系统，像我们这种状态，很难去打12回合的比赛，没有足够的体能储备。有时候突然安排过来一场比赛，一个月之后就要打，我还要降体重、请教练，时间根本来不及。很多时候是这个级别实在凑不齐人，就找到你，那有什么用啊？！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不支持，想要上头审批一场职业拳赛非常难，底下都是偷偷摸摸地搞，最终只能是小打小闹，想搞好很难。”于杰叹着气，“像云南、新疆那些地方相对容易一些，云南进行的很多比赛都有电视转播，但在北京、广州这些大城市就很难了，纯商业比赛对政府没什么吸引力，宣传问题也解决不了，也就很难拉到赞助商，没有赞助商，自己掏腰包来组织比赛，基本上是血本无归。”

　　对于一名职业拳手而言，没有比赛就意味着没有收入，他们只能通过别的途径来维持生活。于杰坦言：“刘刚一直想让我过去，在云南长期打比赛，但我不想离开广州，毕竟我的收入来源主要还是靠教拳。”

　　把未来放在拳馆的追梦人

　　于杰不想离开广州，还有一个原因，他正在和自己的几个师兄弟筹备一个专业拳击馆。“广州练拳击的业余爱好者很多，但大部分练的是泰拳，到目前连一个专门的拳击馆都没有。上海有一个俱乐部，一个英国的前拳王搞的，我们准备把那种模式引进过来，一是赚钱，二是培养职业拳手，可以跟国外的组织合作，以后自己搞比赛就有机会了。”于杰认为，这是振兴广州职业拳击的好机会。“现在这边练职业拳击的人越来越多了，广州、珠海、香港、肇庆都有，虽然目前职业拳击在中国还看不到希望，但熊朝忠对我们都是一个鼓舞，我相信今后这条路还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