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看一下中国运动员与大学之间关系的历史，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上世纪30年代，刘长春、李惠堂等人最早代表中国参加洛杉矶、柏林奥运会那会，运动员大多来自大学，因为当时只有大学里才有接触现代体育的机会。刘长春是东北大学学生，李惠堂虽只读过中学、但参加柏林奥运会时是复旦大学体育教授。他们既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也是最优秀的运动员。这个阶段，整个中国的运动员和大学生都有如凤毛麟角。

　　50年代，国家足球队里仍有苏永舜、陈成达、王陆等多名大学生，年维泗等虽没上大学就进入了运动队，但也完整读完高中、学业优秀。后担任亚足联副主席的陈成达，一口流利的英语就是在大学学医时练就的。多次出任国家队主教练的年维泗丰富的知识面、及执教国足时重视球员综合素质的宽阔视角，都与其教育背景密不可分。这一时期，运动员和大学生数量都在增长，但因竞技体育早期化和职业化发展，既是高水平运动员，又是大学生的已大为减少。

　　60、70年代是个特殊时期，中国大学教育和体育同时停滞了十几年。及80年代恢复与世界接轨，世界职业体育已发展到空前发达的阶段。中国体育不得不以早期专业化模式与世界职业体育相抗衡，很大程度上忽略和牺牲了运动员的教育，教育和体育成了两条铁轨上跑的车，运动员里不再有大学生，甚至他们中学教育都受到很大影响，大学生里也出不了高水平运动员。运动员没文化，大学生体育差，是这个时期的显著特征。

　　运动员在训练比赛之余接受完整教育，运动员有高学历，大学也能出高水平运动员，已是近年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历史好像转了个圈，又回到最初的轨迹，但内容却完全不同。如今每年全国录取的大学生已以百万计，中国体育的竞技项目和运动员数量也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在一个全民体育，人人参与，同时竞技体育不断冲击人类极限的年代，高水平运动员接受高等教育、拥有高学历，实际上体现的不仅是运动员、或大学生的素质，而是“（所有）人的全面发展”。

　　姚明现是上海交大学生，他NBA退役后才进入大学。以他的外语水平和场上表现出的聪明才智，当个好学生一点问题没有。刘翔早就被华东师大录取，他也准备将来硕博连读……世界级运动员，只要课堂上拿出场上的拼搏精神，攻克学习上“难关”当不在话下。一个最好的例子是邓亚萍，退役后十年，不仅读过清华，且拿过英国诺丁汉大学、剑桥大学文学等几个专业的硕士，她某篇论文题目为《从小脚女人到奥运冠军》，最后更是以《全球竞争中的奥运品牌》“夺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拿到博士学位后，邓亚萍表示她“激动的心情不亚于夺得奥运会金牌”。

　　林丹获得华侨大学硕士文凭之所以受到些许质疑，应与他现役运动员训练比赛太过繁忙、无法按时到学校上课有关。但林丹的论文《羽毛球[微博]世界战略论》听上去绝对不同凡响，若他创造论文的过程也如邓亚萍般艰辛与精彩，不仅对他的质疑将烟消云散，而且还将是又一个既是世界顶级运动员，又结出高等教育硕果的楷模。

　　这已不仅是运动员是大学生，大学里出运动员的年代了，而是世界级运动员也能写出类拔萃论文的时代。当然，任何事皆非人人如此。

　　希望能像一睹林丹场上风采那样，一睹他论文风采。周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