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报》版面图

　　白波

　　1983年，曾雪麟从苏永舜手中接过国家队教鞭。这支队伍里，既有林乐丰、沈祥福、左树声等一批经历冲击世界杯洗礼的老队员，也有像贾秀全这样二十出头的小字辈，中坚力量则是朱波、赵达裕等1960年龄段的球员。这一年，朱波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十年国脚生涯。

　　曾雪麟的国家队在头一次大考中便一鸣惊人，夺得了1984年亚洲杯亚军。当时，中国重返奥运会，女排连夺世界冠军，一次次辉煌正使国人对体育的热情极度高涨，中国队的强势回归也让所有人都对这支曾家军寄予了更高期望。

朱波(左)在与香港队比赛中带球突破

　　1986年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中国队遭遇香港队。顶着亚洲杯亚军光环的众将士，客场被香港队逼平。“我们想在主场大比分赢。从各个方面分析，舆论的看法，都说这个球赢下来没问题。有点轻敌了。”朱波回忆说。

　　然而在1985年5月19日的北京工人体育场，比赛的过程却与赛前估计截然相反。“在那个年代，大家对足球的理解还不是很到位，总感觉实力强就可以赢。落后以后大家比较急躁，香港打得比较油一点儿。”朱波说。终场哨吹响的那一刻，香港队主帅郭家明竟喜极而泣。

　　中国足球史上的重要一幕——5·19事件上演了。

　　5·19当天，中国队逃过一劫，“我们从另外一个出口出去了。”但是第二天，球迷还是把国家队的住地围了起来，曾雪麟和队员们在楼里躲了整整三天。

　　高丰文在1986年底接掌国家队。不到一年，中国队就在“华山一条路”的情况下客场击溃日本队，杀入了汉城奥运会。当再次站在世界杯的门前时，高家军踌躇满志。然而亚洲区六强赛的首战，中国队就遭遇了“黑色三分钟”。“还剩十几分钟，领先一个的情况下，高指导想保住优势，就把董礼强换上来了，增加一个防守球员。进攻中他在中前场把球丢了。”

　　董礼强的两个失误造成了第一个“黑色三分钟”，据说第二天他就在新加坡的大街上晕倒了。

　　谈起这个“黑色三分钟”，朱波认为，足球是个集体运动，一个人丢了球，如果防守中本方不接着犯错误，也不会造成失球。

　　1993年，作为国家队队长的朱波又经历了“兵败伊尔比德”。离开国家队后，朱波去深圳踢球，37岁时退役，在国内球员中算是相当“高龄”的了。

　　1987年初，经历了5·19阵痛的中国足球，进入了一个有经验也有教训，有亮点也有遗憾的高丰文时代——

　　背景：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队在高丰文率领下实现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一年后，两个“黑色三分钟”再次把中国足球挡在世界杯大门之外。

　　受访人：高丰文(前中国国家队主教练)

　　记者：5·19的时候，您正带队备战柯达杯，当时有没有感觉到压力？

　　高丰文：压力有一点，觉得比赛难度比较大。但是要满足群众的基本要求，小组要出线。5·19发生了，柯达杯如果还不行，就很难交代了。

　　记者：您接手国家队以后，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什么？

　　高丰文：我们有奥运会、亚洲杯、世界杯预选赛、亚运会几大赛事，当时的想法是走一步看一步。对达到预期的目标，自己没有绝对把握，可以说是有希望没把握。

　　记者：您带队比较重视体能训练。

　　高丰文：讲实在话，我带队一直把体能放在重点上。打韩国日本这些队，体能不行的话还打什么？人家每场都是一万四一万五的奔跑距离。没有体能保障，技术又不占优势，比赛是没法打的。我是在重视体能的基础上强调全面发展，有些人可能对我的这个思路有异议，说我只重视体能，这实际上不是一种客观判断，而是把自己想法强加于人。对这些问题我从不辩论。

　　记者：汉城奥运会打得不好，对国家队备战世界杯预选赛有没有造成不利影响？

　　高丰文：应该说没有什么影响。我们小组赛的几个对手，德国、瑞典，以实力来讲，不承认差距不行。奥运会的失利是个能力问题。

　　记者：您可能已经回答过很多次了，但是还想问您，怎么看董礼强的失误？

　　高丰文：不能完全怪某一个人。的确这次失误是从他开始的，可是直到门前我们还有机会把球断下来。这群孩子客观上是很努力的，但是经验不足，而且在场上有些紧张。

　　记者：被淘汰后一些球迷有过激的举动，比如寄刀片什么的。

　　高丰文：也没有。回北京后有天津球迷还特意来给我们鼓劲儿。寄刀片和小绳的是一位西安球迷，这封信我一直留了很长时间，我并不觉得这是坏事，这就是个意思嘛。球队失利后，球迷有一些反应，没必要深究，假如我们打好了不就不会这样了？这样有过激行为的球迷，等他冷静下来以后，他可能比一般的球迷更支持你。

　　记者：还是想问您，这次冲击失利，您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高丰文：讲实在话，这次执教过程中有经验有教训，有主观因素有客观因素，有亮点也有遗憾。应该说我们各个方面都有问题，很遗憾，后来我在总结的时候也这样说。我们没有绝对的把握，有机会也没抓住。

　　这次是失败了，不过这也是2002年之前我们离世界杯最近的一次。而且我们的表现，客观上也受到了国内外各方面的肯定，奠定了在亚洲足坛的地位。

　　记者：两个“黑色三分钟”带来的压力很大，但您一直带队到北京亚运会结束。

　　高丰文：我不会提出辞职，旗不倒兵不散，只要干一天那就尽力。假如领导说不行你别干了，那我没意见，但不是说有困难就不干了。作为教练，你的一些决定对队伍也是会产生影响的。

　　记者：您带队很有特色，1987年打香港队之前还去了趟海南。

　　高丰文：这场比赛本来被安排在1987年的5月11日，但是临时遇上天气变化，推后到5月20日。那个时候踢香港队，不是说他们有多强，因为5·19，而且我们第一场客场和香港打平了，舆论上确实议论比较多。还有他们的主教练家明(郭家明——本报注)，我们都很熟，确实善于动脑子。

　　备战这场比赛的时候，孩子们训练中比较轻松，我们跟一些香港记者也聊天啊，开玩笑啊，氛围是很好的。经过之前几个月的冬训，大家的身体状态、比赛情绪都不错，只是天气不作美。

　　比赛确定延期以后，我就提出带大家到海南去放松。但是没钱啊，感谢当时《足球报》的总编辑严俊君给我们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我们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去了海南。去海南，主要是放松，以调为主以训为辅，早上出个早操，下午晚上娱乐。这种大赛前放松的方式，我们可以说在各个运动队中提早走了一步。后来赢了以后，有的队员就跟我说，要是不去这趟海南，可就毁了。

　　1988年8月20日，我们在大连打完巴西弗拉门戈，去黑龙江做了调整。我还去青岛“化缘”过。我们去调整是允许带家属的，孩子们都是二十五六岁，都需要生活，都有女朋友。当时一个训练局的小头头跟我说，你们真好，没钱还可以到处要钱。

　　记者：一直以来有个说法是“高丰文一夜白头”，关于时间就有好几个版本。这次想跟您求证一下。

　　高丰文：那不是一夜白头，一夜白头成了伍子胥了(笑)。1987年初我在巴西的时候，偶然发现鬓角有一点白头发。不过我现在看1989年的照片，头发还是黑的。这可能是一些记者朋友出于好意，对我的关心，希望能给我减轻负担。

　　挑战与机遇同在 教训与努力并存

　　汪大昭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是世界足坛群星争辉的时代，墨西哥高原和意大利之夏留下了马拉多纳、普拉蒂尼、苏格拉底、济科等绝代球星的身影，留下了法国对巴西等教科书般的经典战例和352阵型的成就。

　　这个时期，亚洲足球没有明显的强者，中国足球保持在第一集团，但表现不稳定，在大赛的关键场次尤其显得脆弱，特别是顺势之下把握不好。从“5·19”到“只差一步到罗马”，大好机会面前细节处理不慎，不但未能实现冲出亚洲的目标，一批很有潜质的优秀球员也因此而影响了发展前途。在中国足球发展史上，伴随着进军世界杯的征途留下了深一脚浅一脚的足迹，留下了“黑色3分钟”之类的符号。

　　这是国际足球一段赛制多变的时期，要么实力超群，不在乎什么赛制，要么善于把握机遇，将原本可能还要摸爬滚打许多年的事情提前做成。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外围赛是亚洲唯一东西亚分别享有一个名额的机会，被中国足球“5·19”的悲剧错失了。得胜的香港队在复赛中被当时说不上强劲的日本队淘汰。最后，韩国队击败日本队出线。从此，韩国足球一发不可收拾，连续8届打入世界杯决赛圈，成为亚洲最为稳定的强者。

　　中国足球在进军世界杯决赛圈的征途上屡次犯下类似的错误。4年后在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外围赛亚洲区6强赛中与阿联酋和卡塔尔队的两场交锋，都在最后时刻功亏一篑，几分钟内形势急转直下，一败再败。亡羊不补牢，弄得所有关注中国足球的人们无论如何搞不懂症结何在。

　　前后10年，苏永舜、曾雪麟和高丰文三人先后带队跌倒在冲击世界杯决赛圈的路上。他们在执教中各有侧重，麾下的战将也具有不错的能力，中国足球没有成功，但在亚洲并不落后，离世界杯非但不是遥不可及，而且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决赛圈。从完全有实力参与竞争到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每一次受挫都未能促成足球理念上新的起步，这才是最大的不幸。

　　1986年，国际足联在世界杯赛上尝试增容，扩大到24支球队参赛，同时放弃了上届世界杯两阶段分组循环赛的办法，采取小组第三名球队中成绩最好的队伍进入淘汰赛的赛制。这些举措是积极和慎重的，也是具有引导作用的。中国足球还不善于直接拿来为我所用，甚至不太留意这些做法的产生和实践效果，以致在这一时期两届全运会足球比赛中坚持不合理的赛制，间接造成所谓默契球，影响很坏。

　　如何融入世界潮流，与国际惯例接轨，这是改革开放势必遇到的课题，足球当然不能例外。上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两届世界杯赛，追求技术和进攻再次成为潮流，拉丁风格受到热捧。中国新闻媒体开始派出专事足球报道的记者到大赛中采访，电视台全程直播52场比赛，国人对世界足球运动的了解逐渐深入，吹响了几年后中国足球全面改革的前奏。一时成为局外看客未必就是坏事，问题在于学费交了不少，学习的态度仍没有根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