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郁明接受采访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宋雪莲|北京报道

　　2月7日凌晨，1：2的比分。

　　出征2015年澳大利亚亚洲杯足球预选赛首场比赛的中国国家足球队没能给球迷带来惊喜，而是负于沙特队，“又给全国人民的春节添了一把堵。”

　　这是中国男足在未来两年内唯一有资格参与的洲际赛事。

　　“中国足球[微博]不缺场馆，不缺投资者，不缺资金，但缺文化。”原上海申花[微博]俱乐部常务副总经理、中国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副总经理、中超[微博]公司第一任总经理瞿郁明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说。

　　上海市总工会事业部部长“转岗”的瞿郁明，20年前半路出家进入足球行业就没再离开。如今，他是北京体育之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足球董事，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正在为国家队3月22日的亚洲杯主场比赛做准备。

　　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中国球迷越来越淡定，“甚至心理‘变态’到每到大赛就要猜国家队输几个了。”瞿郁明表示，“中国足球现在已经跌到谷底了，应该认真反思中国职业联赛的得失。”

　　根据谁的喜好引进大牌？

　　在国家队节节败退和中超联赛热火[微博]朝天的强烈对比下，舆论把关注的焦点指向俱乐部烧了多少钱，引进了哪些大牌外援。

　　瞿郁明对引进大牌很熟悉。他时申花副总经理时，申花引进的国际级大牌教练就有保加利亚籍教练斯托伊科夫、对足球热爱到近乎狂热的波兰国家队主教练安杰依、国际足联高级讲师巴西人墨里西、巴西足球改革者国家队主帅拉扎罗尼、毛遂自荐的前南斯拉夫国家队教练彼得洛维奇和他举荐的继任者佩特科维奇……球员中虽没有今天的阿内尔卡、德罗巴[微博]这样的巨匠，但巴西、前南斯拉夫、俄罗斯、法国等大小球星一直不断冲击着申花和国内球迷的神经。

　　“但无论多么大牌，这些现代足球代表球队里孕育的球星以及他们的教练们在中国却成功者甚少。”瞿郁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离开那片土壤来到中国，被强行植入到另外一片土壤，应该反思是否我们联赛的土壤缺失了‘养活’他们的足球文化养份？”

　　“我们知道，国外的足球俱乐部对球员有着明确的需求，并且是教练班子根据球队的具体需要提出来的。而我们的俱乐部需要哪个球员是根据投资者的喜好提出来的。申花就是先定球员后定教练(记者注：申花2012年赛季三度换帅)，这是违背足球规律的。”瞿郁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中超俱乐部的投资者目前大部分是房地产商，“我不怀疑他们投资足球的真诚，但他们应该意识到，大牌球星到中国来并不全是钱的吸引，国际巨星更看重的是要能在这个平台上展示自己的才华，除金钱之外，更注重自己的声誉和形象。所以离开也是一种必然。”瞿郁明表示。

　　冠名伤害职业联赛的成长

　　中超烧钱的能力令人咂舌。去年，赛季投资8000万元成为最低门槛，大多数球队的投资都在一两个亿之间，申花更是在阿内尔卡身上花掉了1.5亿。

　　“职业联赛需要钱，不然发展不起来。”瞿郁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但是现在我们对足球的投入有点盲目，从名称就可以看到投资者一茬一茬地换。投资者追求的也多是投资俱乐部给企业带来的效应，而不是职业联赛自身的成长发展。”

　　瞿郁明表示，大连实德[微博]的没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大连的球队曾经书写了中国职业足球的重要一页，甲A时代连沪争霸时，申花是千年老二。但是实德冠名了，就排斥了其他企业对大连足球的投入。达不到冠名的诉求他们就不进来。”瞿郁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当年中国足球从专业化走向职业化并为职业联赛做设计时就存在一些缺陷：“本来有国外大把的经验可以学习借鉴，可是体委或者体育局不管了，那哪家企业愿意来那就来管吧。一旦没有企业接手，大连这支球队就完了。”

　　“欧洲五大联赛，很少出现投资商的名字，沃尔玛也是意大利足球俱乐部的赞助商，英超切尔西[微博][微博]俱乐部的老板可以一茬一茬换，但切尔西永远是球迷心中不变的名字。”瞿郁明说。

　　“申花最早也是企业名称，但由于上海的简称为申。因此机缘巧合有幸成为城市足球的代名词，尽管最早的赞助商申花电器已今不如昔，但‘申城之花’的含义却让这个名字有了强烈的地域属性。分析一下申花、国安[微博]等这些老牌俱乐部，他们经营的是足球文化、地域文化，并没有将之变成企业文化，俱乐部应该体现所在城市的中性名称。”瞿郁明表示，“职业联赛固然需要企业投钱，但联赛管理部门是否应该考虑尽可能地赋予中国足球以足球文化和地域文化？”

　　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上赛季中超亚军江苏舜天[微博]俱乐部总经理刘军语出惊人，“中超没有任何一家俱乐部盈利”。但很多人并不赞同这个说法：介入足球，肯定有其利益诉求，投资中超的房地产商不排除是为了分享政策红利和搞好与政府的关系。更何况，大部分投资中超的企业都在自己的品牌塑造方面获利颇丰，比如恒大[微博]。

　　中国足球缺少文化营销

　　无论国家足球队成绩如何不堪，在拥有足球队的城市，每个赛季的周末，一定会有一批铁杆球迷去现场给自己的队伍加油。他们可以骂国家队，但是绝对忠实于自己城市的球队。在那些足球发达国家，如英国、荷兰等，他们的国家足球队即使打不进世界杯，球迷也仍然热爱有加。“这都是足球文化的魅力。”瞿郁明说。

　　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但现代足球却起源于英国。

　　“作为新兴的体育运动形式，反映了人们间的强烈竞争、进取和合作精神，迅速兴起就成为必然。由此可见，现代足球的诞生依托人们的精神和文化。”瞿郁明表示，中国的足球职业联赛总说要学英超、学西甲[微博]，要知道，他们的足球和本国的文化渊源密切相关，如果只学皮毛是徒劳的。因为在这些拥有足球文化的国家，对足球的探讨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输赢和技战术上了。“我们在搞联赛的过程中，如果不赋予足球应有的文化内涵，那将是枯燥而没有生命力的。”

　　“足球文化说大很大，说小就连一种颜色也能作为一支球队的象征意义。”瞿郁明说，“比如，球迷就是足球文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韩国的球迷组织叫‘红魔’、国安的球迷组织叫‘绿林军’，申花的球迷组织‘蓝魔’。但足球文化的构建需要现实语境和一个直观切口。具体而言，俱乐部作为特殊的公共文化产品企业，作为一种文化载体，要有它本身的语境，像国安的‘永远争第一’就是一种文化的意境，是俱乐部足球文化建构重要的一部分。”

　　“中超这么好的平台，市场运营还是低端的产品销售，这值得反思。中国足球缺的是文化为核心的品牌呈现，我们营销的是中国足球的文化和品牌，这样才能提高联赛市场开发的附加值。必须有人思考和做这些事。”瞿郁明表示，“一定要赋予足球文化的内涵，让文化注入。中国现在的俱乐部已经有条件达到呈现足球文化的物质基础，但我们不仅要看到国外俱乐部的战技战术，更要关注人家的主场文化。2012年在日本的世俱杯比赛，门票并不贵，但世俱杯会刊要卖到3万日元一份，且不乏球迷购买，这都证明了品牌与文化营销的重要。”

　　瞿郁明回忆，2002年1月—10月，辽足因为投资者的产业都在北京而进驻北京奥体中心，但不到一年就回去了。“辽足刚到北京时进入校园，依靠辽小虎李金羽[微博]等当年的偶像影响力在多元文化的校园里掀起了一股热潮。但走出校园到奥体时，少有北京本地球迷关注，最终只能黯然离开。足球一但离开赖以生存的的土壤，势必水土不服。”

　　韦迪“刚刚悟出足球该怎么搞”

　　2013年1月，分管中国足球近三年的足管中心主任韦迪突然调离，由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张剑接任。引起民间热议。

　　“任何改革都需要勇气，比如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改革方向的红山口会议。”尽管一再表示不想评价足协领导的更迭，瞿郁明还是忍不住表示，“思考下这二十年来中国足球走的弯路，教训是深刻的。第一，足球要从娃娃抓起，没错！但是我们给孩子们能踢球的场地了吗？场地都给房地产了。第二，竞技运动学校对学生的保障体系跟不上。第三，运动创伤理疗也跟不上。一没场地二没保障三没康复，俱乐部只要成绩，怎么办？”

　　“日本有数万青少年在巴西练足球，很多都是七八的娃娃队，而我们的队员送出去时年龄都大了。”瞿郁明表示，中国足球这些年最大的失误就是所有的投入都在一线队，竞技指标、老板的个人爱好、政府工程，唯独没有好好考虑足球的发展规律。他认为韦迪的离任对中国足球是一个损失。“他刚刚悟出足球这个项目应该怎么搞。”瞿郁明说，“他从水上中心来到足协，当时想法也很天真，‘我在水上中心拿了多少块金牌，足球对我来说不是简单多了！’但直到现在，他才明白要想把足球抓好应该做哪些事。”

　　瞿郁明表示，中国足协在许多方面需要反思：“足协和投资者应共建一个平台而不是各干各的，只有足协尊重法人治理结构，多请许家印、朱骏[微博]这样的投资者来共商足球大计，而不是办公会充当董事会，次数多了，他们自然就愿意说心里话了。”瞿郁明表示，“现在的中国足球，只有把各方优势资源结合起来，才会越做越大。

　　(金佳玉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