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尔夫要讲政治

　　新浪体育讯　政治，似乎与高尔夫风马牛不相干，其实并不然，设想一下，在一个以“政治局”为最高领导机构的国度，你不讲政治能行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高尔夫也不是桃花源。中国高尔夫今天不讲政治，政治终究有一天要“讲”高尔夫的。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政治的目标是追求至善”，马克思认为：“政治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听起来都有点晕。最好懂的是孙中山的说法——政治就是众人之事(“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孙中山)。

　　还有一未经证实的某伟人的说法更通俗易懂：“政治就是把反对你的人搞得少少的；把支持你的人搞得多多的”。

　　可惜的是，这二十多年来中国高尔夫一直不讲政治，或不太讲政治。打进入中国内地开始，高尔夫就以一种傲慢的态度面对大众，孤芳自赏、自命清高、装“贵族”，不惜将自己置于广大民众的“对立面”。这在一个有上千年“均贫富”、“不患寡、患不均”观念的国度，成为千夫所指几乎就是必然的。

　　近十几年间，虽然有识之士和业界一直在疾呼发展公众球场，但由于缺乏政策的支持，面向大众的公众球场在内地还是凤毛麟角，迄今为止，我们仍然只有一座深圳龙岗公众球场(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市政球场Municipal Golf Course)。

　　2001年，一纸《关于调整部分娱乐业营业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01]73号)，将高尔夫营业税率定为20%，高尔夫等同于高消费更成了不可逆转的态势。其后，一连串旨在围堵、限制、打压高尔夫的政策接踵出台，最终不但是令中国高尔夫平民化的道路没能走得下去，且整个行业处于一种规范缺失导致的野蛮发展状态。

　　我们的整个政策导向，从根本上制约了中国高尔夫的大众化、平民化的发展，而全国绝大多数球场都采用了会员制经营模式的结果，是高尔夫与普罗大众之间筑起了一道高高的樊篱，高尔夫终于与广大民众渐行渐远了。

　　民众对高尔夫的误解，除了媒体的误导之外，行业本身也是要负一定责任的，我们确实是有些话没说好。

　　随便浏览一下高尔夫球场的推广、宣传、介绍，你会发现无不充斥着类似的词汇，如高端、顶级、一流、豪华、尊贵等，球场无不恍如仙境、会所莫不富丽堂皇，球童都是清新靓丽，当我们津津乐道于这一切时，高尔夫已离其本质甚远，而似乎就是一个奢靡豪华的场所，这是高尔夫在中国的异化，也是中国高尔夫的悲哀。

　　“一组4人，8名球童呈45度角一字排开，会使商务招待很有面子”。北方某球场的营运总监谈到该球场的球童时如是说：“我们球会的球童全部是女性，平均年龄20岁左右，最大的25岁，球童月平均收入6000～8000元，球童助理4000元左右，助理要求1米6以上，且形象好”。从他的介绍中我们可以提炼出这么几个的关键词：女性、年轻、形象好、高收入。

　　类似的还有北方另一个高尔夫俱乐部，据媒体报导，该俱乐部经常把球童招聘搬进大学校园里，网上还传言，该球会的球童“多是湘妹子，水灵漂亮”。

　　球会的高球运作总监在谈到球童招聘时说：“为了招到合适的球童，我在全国跑了5个省，40—50家院校。选人的标准可谓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了。长相不要求特别漂亮，以我的眼光，在我生气的时候看她不生气就好”。

　　对这样的宣传，民众会产生什么联想？正是这类报道和宣传，把高尔夫等于“尊贵”、享受、奢侈、腐败的信息传递给大众，让绝大多数不明就里的民众对高尔夫产生误解，这也是让从来就没有接触过高尔夫、不知道高尔夫为何物的记者谬误百出的讨伐文章依然能获得大众支持的原因。

　　有一个现身说法本身并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但影响也很不好。国内某著名电影导演曾给自己未来打高尔夫的消费算了笔账：“我一年打了100多场球，平均一场2000块钱一次，冬天在南方差旅费、住店，打球来讲是20万，住店是10万，一共是50万，我今年是50岁，再打30年球，今后我打球的钱需要1千万(原文如此)，这是不包括通货膨胀，不包括贬值，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是一个大众的运动，一个工薪阶层年薪100万的人不敢像我这么打”。

　　在一个人年均可支配收入才一万元来元的国度(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像这位导演的消费行为显然决不是普罗大众可以觊觎的。设想一下，您如果就是一个年收入只有5919元的农民、村子边上刚好就有一座高尔夫球场，看到这样的报道时您会是什么心情？如果说“仇富”在某种前提下还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话(譬如为富不仁)，炫富则没有任何意义。

　　这位导演还不仅仅是在炫富，他是要说明高尔夫“不可能是一个大众的运动”、将高尔夫定位为“富豪的游戏”。但我们都清楚，像这位导演消费水平的人在中国目前只能是极少数，要是仅靠着这样消费水平的人才打得起高尔夫，全国近500个高尔夫球场估计大多得歇业了。

　　在高尔夫消费中最重要的群体我们称之为高尔夫核心人口(指每年下场打球8次以上的群体)，根据《朝向白皮书》(2010年版)的调查：中国高尔夫核心人口中，年收入(含工资、奖金、提成、福利等)30万元以下的占最大比例，是高尔夫核心人口的55.2%，而年收入10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人群占核心人口的17.4%。

　　核心人口中，高尔夫相关年消费(不含购买会籍等一次性投入)80.8%都在5万元以下，其中年消费1-3万群体占最大比例，是30.2%；而年消费10万以上的人群仅占总体的7.4%。

　　可见，国内目前的高尔夫消费并没有社会传说中得那么高，而构成消费群体中坚的也非社会传说的“非富即贵”。

　　最近十几年来，国内高尔夫消费群体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土人士已成为消费的主体、且日趋理性，在高尔夫参与行为中，开始更多的是出于对健康的生活方式、对运动、休闲、竞技、绿色和时尚的追求(这一现象在“非典”之后特别明显)。

　　这既是这项运动的魅力所在，也是这个产业的生命力所在。

　　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零和一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

　　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低于0.2收入绝对平均；0.2-0.3收入比较平均；0.3-0.4收入相对合理；0.4-0.5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收入差距悬殊。

　　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根据黄金分割律，其准确值应为0.382。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偏高，为0.4。中国大陆基尼系数2010年超过0.5，已跨入收入差距悬殊行列，财富分配非常不均。(引自《百度百科》)

　　收入差距悬殊、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过大、两极分化引发了大众社会的仇富情绪弥漫，这绝不是好现象。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大了，不利于高尔夫的发展，肯定更是政府最需要关注的政治问题。而当高尔夫成了“富与腐”的代表符号，当然也成了社会舆论宣泄的对象，也当然会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也就有了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的整治高尔夫运动。

　　讲政治，是中国高尔夫的社会责任。

　　高尔夫不讲政治，媒体舆论可是一定要讲政治的。

　　2010年，在一场一波三折的“捡球”官司中，我们注意到媒体在事件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推手角色。

　　“圈地无妨，捡球有罪？ ——失地农民和高尔夫球场之争”，这是2010年3月4日南方某报刊发表的文章，题目本身已经表达了明确的倾向性。

　　文章是以这样饱含感情的笔触来描写这场纠纷的：“作为财富与地位象征的高尔夫球场，毗邻的却是一群因为球场征地而失去大部分土地的贫困农民。一场场失衡的冲突也由此上演”：

　　“失地农民想赚点小钱，捡了球客们打丢的高尔夫球，然后再卖给他们，结果被判‘盗窃罪’。失地农民只得到4000元/亩的补偿，高尔夫球场开发的别墅却卖数百万元一套，他们去抗议最后收效甚微”。

　　2008年1月12日晚，高尔夫球场的存包室突然着火。室内被焚烧掉的球杆、球包、手套、球帽损失高逾40万元。

　　而关于这场球场纵火案，文章是这样说的：

　　“失地农民有人心理失衡，去纵火泄愤，结果被科以重罪……”

　　文章在评判这一案情时，强调的是“富人与穷人”的对立、冲突，评判的准绳不是法律，而是“政治”，高尔夫成了富人的符号，成了穷人的对立面。

　　文章还颇具浪漫主义的认为：这座高尔夫球场拿走的，是曾经属于村民们的“绿地和美好生活”。

　　2010年3月，《三联生活周刊》在2010年第12期中发表文章《农村问题：村庄里的高尔夫——新阶级斗争的非法与合法》(P98-102)，文章把“捡与偷的风波”前所未有的提高到“新阶级斗争”的层面。这一上纲上线，就已经直接拨动了那根敏感的“和谐、维稳”的政治心弦了，这可是大政治。

　　高尔夫的“头等大罪”是“违法占地”，但不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对环境、民生、耕地政策的影响程度看，高尔夫都决不是大户，但对高尔夫的讨伐、批判却总是可以赢得到一片附和之声。

　　国家土地督察公告显示，2010年全国发现违法违规用地3.42万宗，涉及土地面积73.35万亩，其中耕地27.45万亩，有13个省(区)违法占用耕地超过1万亩。国家和省级重点工程项目违法用地33.04万亩，其中耕地15.02万亩，分别占全国违法用地面积和违法占用耕地面积的45.05%和54.72%。交通运输项目违法用地面积33.93万亩，其中耕地15.62万亩，分别占全国违法用地面积和违法占用耕地面积的46.27%和56.89%，主要集中在公路、铁路两个行业。

　　除此，还有大量的各色开发区、大学城、小产权违法用地，也一直也都没有得到解决，但这些都不足以引起民众和媒体太多的关注，也没有太大的反响。为什么偏偏高尔夫总是可以成为热点？还是因为政治。因为都说高尔夫是“贵族运动”(据《朝向白皮书》小范围街头调查，有67.6%的民众持有此观点！)、是“小众”。

　　关于“小众”，我们不清楚其他运动项目是不是也有一个参与人口的统计，譬如“三大球”的参与人口、核心人口有多少？据报导，中国每周踢足球两次、每次超过2小时以上的人，在全国约有15万，而在足协注册的专业青少年球员仅有7000人(日本是50万)。但从来没听说足球在中国是小众运动，也许是把电视观众都计入足球人口了。不管怎么说，中国目前33万的高尔夫核心人口与13亿人相比肯定还是“小众”，这个我们信。

　　2009年11月，国土部明确表示，高尔夫目前在我国还不是全民普及项目，高尔夫球场是高消费体育场所。在全民体育运动设施和场所严重缺乏、一些中小学校连简单的运动场都不具备的今天，将大量资金和土地用于仅供少数人享用的高尔夫球场建设，不仅浪费公共资源，也侵犯了大众权益，对这一行为定将严肃处理。

　　我们无法明白为什么是由高尔夫来肩负全民体育运动设施和场所缺乏的重责？我们不清楚这“全民体育运动设施和场所严重缺乏、一些中小学校连简单的运动场都不具备的”的现状是谁造成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责任主体是什么部门？

　　中小学不具备简单的运动场不去处理有关责任部门而要“严肃处理”高尔夫，这样的说法确实匪夷所思，但这样的说法确实就是出现了，而且听起来大义凛然，因为有关部门讲的是政治。

　　社会舆论对整治高尔夫的“热情”参与，折射出民众对高尔夫的误解和成见已经很深了，舆论的倾向同时还可能影响到政府的政策走向。行业实在有必要吸取教训，反省高尔夫在推广宣传、处理社区关系等方面的做法，做好高尔夫的事情、说好高尔夫的话，承担起高尔夫的社会责任，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不要给妖魔化高尔夫以口实。

　　(吴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