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昭:全运会改革应区分不同项目

2013年11月01日10:10  东方早报

  汪大昭[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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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运会就像中国体育的一块奶酪,谁也动不得。几十年来,起先大家都觉得是一件大好事,无不珍惜,也会因未能赶上全运会或成绩欠佳而深感遗憾。

  原因很简单,那时候的人没那么多花花肠子;那时候的体制没那么多关系链;那时候的报道没那么多的质疑;那时候的态度没那么多的吐槽。那时候的纪录半真半假,说真,确实是运动员刻苦训练交出的考卷,成绩优异,说假,关起门来自己人跟自己人比,很多纪录并不为国际体育组织认可。

  不过,前几届全运会一脉相承,没人想到一个“改”字,那是时代背景决定的。就像奥运会办过七八十年,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终因内外矛盾重重,不改不行了,萨马兰奇在业余性质和商业化运作上接连突破,拯救了奥运会。

  如今,全运会也到了必须解决接下来怎么办的课题。

  说开了,全运会不外乎要不要继续办下去和要不要彻底实施改革这两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取消全运会的呼声由来已久,起码有10年以上。面对记分办法和运动员代表资格的争议,早在第七届全运会的时候,当时的国家体委综合司就在考虑制定相关政策。

  这是一种技术层面的改革,特别是对于保持部队与地方在培养人才方面两个积极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于各地项目布局和人才资源的充分利用,也有一定好处。

  随着中国军团在奥运会金牌榜上的位置很快实现稳中有升,将奥运会成绩记入全运会的做法,意在鼓励地方以国家利益为重,在人才输送方面得到回报。部分冬季项目成绩记入全运会,也是为了达到冬夏两季奥运战略的平衡。

  不难看出,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下,无论什么矛盾,都不足以成为取消全运会的理由。

  第二个问题,随着职业体育的发展,中超和CBA[微博]等联赛渐成体育市场的主导,人才流动、赛规赛制等冲突越来越明显,行政化的全运会受到冲击,体制和机制方面的矛盾已无法再靠技术手段解决。

  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大众健身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体育事业的投入已不再是体育行政部门独家所能撑持。

  尽管有条件走上市场的仍是少数项目,更多项目还处在财政保障为主的专业化体育状态,但是,多元投入的复杂性势必带来利益平衡的复杂。谁投入,谁受益,地方体育局不能不关注地方财政投入有所回报,那就是全运会金牌。

  体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最终要实现生活化,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也是建设体育强国和大国的必然趋势。

  只要全运会未能主动朝这个方向靠拢,“取消”的呼声和深而广的质疑就不会消停。加之社会转型期人们道德意识和法规理念出现的变化,诚信动摇,情理与法理交错,甚至威胁到赛场风纪和体育精神的底线。四年一度的全运会渐成传统体育体制最为艰难的守护。

  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竞技体育离不开奥运会、职业化两大平行目标。

  前者每四年做一次综合国力的展示,争取国家荣誉;后者是经常性的文化生活,满足大众不间断的精神需求。夹在其中的那些项目必然更贴近前者,以免由于脱离财政支持难以维持训练比赛。

  足球、篮球等是几乎天天都出新闻的项目,体操、射击、跳水、举重等是每隔几年才被关注一回的项目,更有长期被冷落的弱项和偏项,看得懂的人都不多,何谈接地气!

  全运会改革应当区分不同项目,有限制,有倡导,用区别对待的办法求得平衡,而不是用统一的办法造成事实上的不平衡。不必对去行政化活得更好的项目总不放手,也不能使传统体制下尚可维持的项目变得姥姥不疼舅舅不爱。

  至于辽宁赛场上出现的违规违纪和歪风,不都是全运会本身造成的,也不是取消全运会就能杜绝的。一些不光彩的行为和手段是社会不良风气的折射,而非全运会发明和创造出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长期存在于社会不同领域,未能得到有力的纠正,这不全是体育的错,更不是全运会惹的祸。改革必须坚持,但也要分个青红皂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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