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国奥遗憾1999

　　本报记者 林 剑

　　对李金羽来说，1999年是杂糅了期待、荣耀、遗憾等诸多复杂情感的一年：一方面，作为“健力宝”中杰出的一员，他有幸代表中国国奥队参加了悉尼奥运会男足项目亚洲区预选赛；另一方面，那届被人们寄予厚望，被誉为“史上最强国奥队”的球队并没能重塑前辈们的辉煌——

　　背景：1999年，中国国家队主教练霍顿接手国奥队，带队冲击悉尼奥运会。同年10月29日，国奥队在上海1比1战平韩国队，提前丧失进军悉尼的资格，霍顿也因此在国奥和国家队下课。

　　受访人：李金羽(前国脚)

　　记者：现在对于1999年那支国奥队，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李金羽：肯定是遗憾，应该说那支球队无论从人员组成还是技战术打法都是比较出色的，人员上我们拥有“健力宝”队的球员，还加入了王鹏、孙继海、肇俊哲等实力很强的适龄球员，虽然那时候中国足球距离世界杯决赛圈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奥运会其实是很有机会的，如果能把一些细节把握得再好一些，或许一切都会不一样。

　　记者：这些细节里肯定包括和韩国的比赛。

　　李金羽：是啊，尤其是第一场客场与韩国队的比赛，我仍然记得那是1999年10月1日，在韩国首都汉城，我们全场占尽优势，气势很盛，有很多次破门机会，但对方球员下半场反击接到传中打了一个头球，球打中横梁后弹在球门线上，当时裁判判进了，就因为这个进球，我们输了比赛。

　　记者：当时你们有“恐韩症”么？

　　李金羽：真没有，而且是自信心爆棚！之前我们曾在上海和韩国队打了一场热身赛，虽然比分是0比0，但队内普遍认为实力应该在对手之上，再加上我们在九强赛之前的热身赛中的良好表现，无论是外界还是我们自己其实都是充满信心的，现在回想起来还十分怀念那时候的心气。

　　记者：最终没能出线的原因是什么？

　　李金羽：最大的原因应该还是经验不足，毕竟那时候全队都还年轻，第一场输给韩国队之后，全队士气瞬间降到了低谷，大家都以为这场输了就彻底没希望了，但事实证明，如果能打好主场和韩国队的比赛，抓住最后客场和巴林队的比赛机会，我们还是有出线的可能的，可最后却是主场战平韩国队、客场输给了巴林队。应该说，那支球队为成长付出了代价，中国足球也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记者：说说教练霍顿吧，他那时候是个很有争议的教练。

　　李金羽：我想作为球员我就不对他做什么评价了，我认为在工作方面他是个很努力、很敬业的人，现在他已经离开了中国足坛，我们也没有更多的交流。

　　记者：作为第一支留学巴西球队的成员，有什么感受？

　　李金羽：现在想想那时候的生活真的挺苦的，全队都住在郊区的一个山庄里，训练条件、食宿条件都非常差，但因为年轻，对足球充满热情，没有一个人想要放弃，都想苦练技术为国效力，第一次回国披上国家队战袍的时候还让我兴奋了好久。应该说在巴西的那段学习、生活真正造就了我们“健力宝”这批人，如果没有那段经历，也没有我们的今天。

　　记者：现在国内又出现了很多类似当年“健力宝”的留洋模式，你怎么看？

　　李金羽：我想至少条件会比我们那时候好得多，这也是时代进步的结果。能够有更多的孩子到国外踢球绝对是一件好事，现在的中国足球也需要高水平足球国家提供更多的帮助。我希望这些球队、这些小球员在国外能真正提高自己的水平，而不是每天想着想要从对手身上学到什么，而是真正把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放到自己身上，这样的留洋才更有意义。

　　记者：新一届中国国奥队在仁川亚运会的表现有关注么？

　　李金羽：关注不是太多，没有完整看比赛。输给泰国队其实让我挺惊讶的，我们那时候对阵东南亚球队，除了对方主场的时候可能给制造一些麻烦外，在中立球场和我们主场他们根本不可能赢球。应该承认，近些年东南亚球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我们还是要看到我们自身出现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在基础、训练等方面出了问题，被对方超越了。

　　记者：所以你现在开始做自己足球俱乐部了。

　　李金羽：是的。我想让我的俱乐部会员更多享受到足球的快乐。当然，如果发现真正有潜质的球员，我们也可以通过深度培训帮助他们走上职业赛场，从草根到职业就是我们俱乐部的最大特色。

　　霍顿和九强赛的遗产

　　汪大昭

　　霍顿，一个熟悉的名字，在中国足球史册上，1998年之前是功臣，1999年之后是罪人，分水岭就在15年前的奥运会外围赛。中国人的思维就是这样的方式和习惯，对待从遥远的英国来帮助中国足球的霍顿，也不例外。

　　20年前，中国足球启动改革，制定了第一个十年发展规划，其中包括2002年世界杯赛的成绩指标。为此，中国足协组建少年队，远赴巴西深造，希望8年后为完成世界杯之梦提供批量优秀人才。计划实施到中途，中国足协从中紧急抽调6人回国，加入国家队的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十强战。更多球员在此后不久进入国奥队，肩负2000年悉尼奥运会外围赛的重任。来自英国的国际足联讲师霍顿成为国奥队主教练。

　　按照合同，霍顿是来接替戚务生担任国家队主教练的，任期目标正是打进2002年世界杯。1998年岁末，霍顿率领新老队员掺杂的混合队出战曼谷亚运会，获得铜牌。中国足协对他的能力非常欣赏，能在客场3比0击败泰国队，的确是中泰交锋史上的佳绩。转年来，中国足协给霍顿加了一条不在合同之中的任务──担任国奥队主教练，冲击悉尼奥运会。参加亚运会的混合队当中，已经有多名国奥适龄球员，霍顿并不陌生，也许这是他接受这项额外工作的原因之一。但是，九强赛中，国奥队主场平客场负，一球之差被韩国队淘汰，霍顿栽了跟头。

　　霍顿是一位怎样的教练，球队的成绩不是第一位的，球员的评价才是最重要的。但在中国体育界，衡量教练员的标准，特别是外籍主帅，没有好成绩，三场不赢就下课。这本是职业化以来俱乐部的“传染病”，中国足协没有及时正确引导，反而自己成了急功近利的样板。与外教签订合同，成绩指标成了雇主攥在手里的紧箍咒，用以约束对方，绝不会将球员的认可度作为条款。这对于基础素质较高的国外职业俱乐部来说，问题不大，但对业务底子很薄的中国球员来说，不能长期受益，就难能取得足球理念和比赛成绩的提高。霍顿在国奥准备会和记者见面会上拿出自己剪辑的录像，向大家做442平行站位之类的战术启蒙。踢了多年的球员居然顿开茅塞，有“原来如此”的感觉，可见这正是中国足球所需要的。

　　一个足球落后国家的管理部门开掉一位外教，没有取得预期成绩是唯一理由，这是通病，中国足球未能例外。经济上的长期贫困会让人穷怕了，足球的长期落后会让人输怕了。将长远发展和尽快翻身相比，足球运动需要前者，管理机构需要后者，承担责任的是外教，受到伤害的是事业。

　　霍顿之后，历届国奥队至今未能迈过奥运外围赛这道槛。常言道，吃一堑长一智，其实真正做到也很难，长期形成的思维惯性是不会迅速消退的。不然，中国足球乃至很多事情不会是今天这样。很多情况下，教训往往有必然性。走捷径，抄近路，并不一定就能事半功倍，毕竟，客观规律才是事物发展的主宰。

　　霍顿的“十宗罪”

　　孟洪涛

　　提起1999年参加奥运会预赛的那届国奥队，就不得不提几个有关的城市：汉城，上海和麦纳麦。那年关于国奥的几个记忆几乎都与这几个城市联系在一起。

　　汉城。当时韩国首都的名字还是汉城，而不是现在的首尔。这个名字对于中国体育来说并不陌生，有之前的兵败汉城，之后对于中国足球来说也并不是一块福地，每次国字号在这征战几乎少有胜绩。而这一切也就是从1999年那届国奥开始。

　　客战输球，似乎的确有点出科意料。因为这支国奥队基本是健力宝的班底，球队在之前的土伦杯上表现不错，这种模式也被认定为比较成功的。刚刚抵达汉城当晚，我与当时任国奥领队的李晓光在宾馆有一次长聊，同时在场的还有两位国内记者。李晓光对未来的比赛显得信心十足，也聊起了健力宝模式可能会对中国足未来的影响。记得当天还是助教朱广沪的生日，于是我们几个出去找了家烤肉店一起吃了顿烤肉，喝了点儿小酒。那时候，大家心情还是比较放松的。

　　随着比赛的临近，气氛紧张了许多。国内来的记者也多了起来，让人觉得一场大考马上就要到来。

　　球输了。申秉浩一个有争议的进球。在赛后去新闻发布会的路上，我们几个记者一直在争议这个进球是否有效，以及裁判员本场比赛的判罚是否有问题。新闻发布会大厅，主帅霍顿显得很冷静，很有绅士风度。倒是李晓光气鼓鼓地走进大厅，一屁股坐在主席台上仿佛有话要说。不过，工作人员马上示意，这个位置是翻译的，新闻发布会只能有主教练出席。

　　晚上，我在国奥队驻地希尔顿酒店呆到很久。离开时在楼道里碰到了时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的王俊生，我让他谈两句，他说，“我不能每次输球之后都谈吧。”

　　上海。国奥主场之所以选择在上海，据说是主帅霍顿十分钟情这个城市。不错的是，国奥在上海的两个主场一胜一平，说得过去。不过，大家谈论上海的这段经历，聊得最多的还是霍顿经常在哪个咖啡厅喝咖啡，以及与巴林的比赛结束之后，接走某位球员的开奔驰的是哪路神仙。

　　麦纳麦。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麦纳麦和巴林都显得很陌生。但由于与中国国奥队分在同一小组，这两地名也开始不断见诸报端。对于国奥队和出国采访的记者来说，这段旅程陌生且充满着悲情。

　　比赛的前一天，王俊生来到了麦纳麦。这时候的王俊王倒是释然多了，跟记者谈天的话也多了起来。当天晚上，王俊生招集所有中方工作人员开会，对本次国奥征战奥运会预赛进行了总结，也让每个人谈了想法。其中便有人将矛头指向了主帅霍顿，并总结了霍顿的十大问题。这也意味着国足国奥主帅一肩挑的霍顿与中国足球的缘分走到了尽头。

　　此后不久，霍顿交出了国足主帅的教鞭。王俊生也不再担任足管中心主作，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中国足球开始了新一轮的轮盘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