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职业化20年以来，刘健绝不是第一个签下“阴阳合同”的人，但他却是首个因为“自由身份”问题，而将“阴阳合同”曝光的球员。当我们感叹刘健大胆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谁动了刘健的合同？

　　斯宾塞·约翰逊在《谁动了我的奶酪》中，生动地阐述了“变是唯一的不变”这一生活真谛。之于中国足坛，俱乐部与球员的合同也始终在变化之中———从职业化初期的毫无节制，到中国足协“顺应民意”设置限薪令，再到2007年限薪令形同虚设。不断的变化之中，衍生出了“阴阳合同”这个畸形产物。

　　不过，20年职业化之路，人们印象中的畸形又何止是“阴阳合同”？2005年，金德俱乐部强令球员签下为期5年、月薪不超过一万元的长期合同，拒绝签约的门将张烈被俱乐部封杀；2009年，孙吉[微博]与申花[微博]签下“阴阳合同”，事后申花翻脸不认人，孙吉未能拿到全部工资。如此不胜枚举的例子，既令球员的利益得不到保证，更让俱乐部经不起打击。

　　当然，跟中国足坛昔日的潜规则比起来，各式各样的“畸形合同”更像是法律的灰色地带，它不过是俱乐部为了应付足协不合理规定的办法，谈不上大逆不道。2009-2010年，足球裁判黄俊杰案发之后，曝出不少俱乐部每年都备有专项裁判资金，从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再例如，圈内盛传，某任国家队主教练在任时，干脆将国脚身份明码实价叫卖，任期内竟然先后招入超过100名球员入队，球员们也乐得掏腰包买身份，毕竟国脚无论是转会签字费还是薪水，都要高出许多。

　　“变是唯一的不变”。职业化20年，中国球迷早已不惧任何改变，怕的是明知该变而不变。2009-2010年的足坛反赌扫黑，让人看到了净化足坛的可能，时至今日，中超连续两年成为亚洲足坛上座率最高的联赛，净化足坛已初见成效。进而，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规范化足坛呢？明明从2007年开始，足协早已对超高薪合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官方从未宣布解除禁令。无论从市场角度，还是从物价水平来看，当年的限薪令早已不合时宜，可足协缘何迟迟不愿开口，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回到开始的问题：究竟是谁动了刘健的合同？是足协的不合理规定，还是俱乐部赤裸裸的欺骗？是球员的贪得无厌，还是足坛发展太快？问题没有唯一的答案，却有一点可以肯定：刘健将“阴阳合同”曝光之后，2014年刚刚焕然一新的中国足协不应该熟视无睹。已有法律专家建议，足协若想杜绝“阴阳合同”，要么从财务审计角度出台相关规定，要么按照欧洲足坛做法推行经纪人制度，总之选择是有的，就看足协能否真正从善如流。

　　今年30岁的刘健还在等待之中，他的未来依然是个未知数，但他所引发的效应绝不该草草收场。但愿足协能借助这一契机，彻底废除限薪令，适时推出相关规定和办法，从管理者自身、从中国足坛顶层弥补漏洞，最终让“阴阳合同”之曝光，绽放出堪比“博斯曼法案”的光辉。

　　 文/张斯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