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元年反思：先天本不足“父母”乱催谷(图)

　　首届中超联赛于上周六终告结束。现在，我们基本可以下定论：中超就是一个彻底失败的联赛。如果说，甲A十年为今天的种种矛盾的爆发埋下了伏笔的话，那么甲A毕竟还是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品牌。但现在，“中超元年”一地鸡毛，球市惨淡、经营恶劣、裁判危机、赛风恶劣、赌球横行、技术粗糙、球员涉毒……关于中超的关键词没有一个是正面的，甲A时代的所有恶毒品质都在中超元年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中超相比甲A，并非只是换了一个名字，事实上是甲A的全面倒退！

　　本专题策划：本报记者周志伟　本专题撰文：本报记者张喆

　　不足月的“畸形早产儿”

　　中超的诞生与“总设计师”阎世铎有密不可分的关系。2000年4月，当时的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王俊生退居足管中心党委书记位置，阎世铎取代他成为了中国足协一把手，中国足球进入所谓的“阎世铎时代”。上任伊始，自称足球“门外汉”的阎世铎表示自己要对中国足球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半年之后，在2001年1月的深圳足球工作会议上，阎世铎正式宣布对联赛赛制进行重大调整：2001年的甲级联赛实行“只升不降”，2002年甲级联赛实行“只降不升”；2003年恢复升降级；2004年推出首届中超联赛。

　　当时阎世铎的“新政”一出，外界一片哗然。连续两年调整升降级无疑就是让甲A“慢性死亡”。按照一般规律，在经过了连续两年升降级制度的调整后，甲A联赛应该有一段时间消化这两年的调整成果，中国足球不可能在短时间里就能为一个全新的联赛制度作好发展准备。但是，阎世铎没有给职业联赛以缓冲的时间，决意从甲A“大跃进”到中超。

　　阎世铎当时的心情之所以急迫，原因恐怕在于甲A是他的前任王俊生开创的中国足球职业化发展道路的成果。既然中国足球已经进入了“阎世铎时代”，那么中国足球的发展应该进入一个打有他自己烙印的全新发展平台，这个平台就是所谓的“中超”。另一方面，2001年适逢中国队参加韩日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联赛在升降级赛制上的调整主要目的是为了照顾中国队备战和集训，事后此举被媒体一致称为“以牺牲联赛为代价豪赌世界杯”。可见，中超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带有典型“阎式政治”标签的“畸形早产儿”，而非一个经过科学论证之后所诞生的“顺产儿”。

　　不审时的“豆腐渣工程”

　　在推出了中超联赛时间表后，阎世铎相应对中国足协内部进行了人事调整。2001年4月，中国足协设置了专门的中超筹备办公室，该办公室主任由原竞赛部主任郎效农担任，专门负责“催生”中超；原竞赛部则改名为联赛部，由杨一民担任主任，负责给只剩下3个赛季的甲A“送终”。

　　郎效农在中国足协有“联赛专家”之称，从1993年起郎效农就不断研究日本J联赛和欧洲五大联赛，试图建立起适合中国足球的联赛体系和制度。在中超筹备办公室上任后，郎效农在只有他和一名助手的情况下，完成了中超联赛所有方案的起草工作，当前颁布的中超联赛各项制度，都是郎效农在2001年和2002年两年时间里写出的各项草案基础上经过部分修改后制定的。

　　事实上，任何一个职业联赛的构筑都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单靠一个“草台班子”而非一个拥有众多专业人才的工作团队是不可能建设成功的。但中超偏偏就是在如此人力资源严重不足的环境下草草建就。因此，当本赛季中超开始运行后出现众多的规程漏洞就不足为奇了。

　　而无论英超还是J联赛，当初都进行了5年以上的筹备，并选择了适当的时机隆重推出。相比之下，中超选择今年推出则抓错了时机。今年是奥运年，是应该一切为奥运让路的年份。同时今年中国要举办亚洲杯，中国队又要征战世界杯预选赛，这些都将对中超这种全新的联赛制度造成巨大的损害。在种种先天条件不足的情况下上马的中超就是一个“豆腐渣工程”，早在本赛季之初就已经被国内众多媒体判了“死刑”。

　　在构思中超蓝图时，阎世铎(大图，PHOTOCOME供图)本来认为中超有一个如英超(上左)般美好的前景，但“中超元年”之后，他看到的是一地鸡毛(上右)。　　

　　“不环保”的“自贬身价”

　　一个完整的足球职业联赛就仿佛一个自然的“生态环境”，它包括足协、球队、球员、商家、球迷、媒体等客观因素。只有把这个“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好了，职业联赛才会向良性的方向发展。“生态环境”一旦被破坏，就会产生强大的“反噬”副作用。为什么中超元年遭遇如此难堪？除了先天不足的必然内因，一个重要的外因还在于

　　“阎世铎新政”出台后，近4年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生态环境”遭遇全面破坏。

　　在丧失了具有良性竞争力的升降级制度后，中国的职业联赛从4年前就可以说名存实亡。甲A时代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商业开发环境一夜之间被废，众多商家匆匆从顶级联赛中抽身逃离，顶级联赛的品牌价值大跌。彻底失去了投资动力的中超今年也终于遭遇了投资人发动的“革命风暴”，几乎中途夭折。

　　另一方面，在近4年的赛制调整期间，尤其是中国足协出台了限制外援人数及U-21球员出场人数等“土政策”后，众多俱乐部顺应潮流，纷纷采取了引进低廉的外援及大量选用年轻球员的政策。在甲A的最后3年，联赛的比赛质量开始走向粗糙化和同质化，再也没有以往不同地域之间球队风格鲜明的对抗了。尤其到了今年，叫得出名的优秀外援寥寥可数，而大量初出茅庐的新人充斥着中超赛场，几乎没有一场比赛能真正留在观众的印象当中。如此中超又如何能吸引球迷？

　　而失去了降级的压力后，球员们普遍得过且过，不思在提高技术上下工夫。更有甚者，不少球员开始在场外通过打“假球”来牟取私利。今年中超各俱乐部大呼“赌球”之祸，但殊不知，国内球员的“赌球”市场正是在4年前赛制调整后就开始形成。

　　本来2001年甲B联赛发生了大面积的“假球黑哨”事件后，中国足协应该借此机会顺应民意清理联赛环境，但在揪出龚建平这个最大的“替罪羊”之后，中国足协再无动作，导致民望尽失。直至这两年，“假”和“黑”虽然不如当年般猖獗，但由于联赛的公信力已荡然无存，中超已鲜有人再去理会。中超走到今天这一步，完全是为当年破坏“足球生态环境”种下的恶果还债！

　　“不作为”的“亲生父母”

　　无论如何，中超既然“出生”了，中国足协作为他的“亲生父母”应该尽心呵护才对。然而，中国足协在中超屡屡出现问题时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根本没有履行到一个行政管理部门应尽之责任。

　　年初，辽足俱乐部与长春亚泰俱乐部发生了“中超资格”之争。在辽足公然作假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中国足协顾及私情，居然睁眼说瞎话，硬是保留了辽足的中超资格，使自己的公信力徒然尽丧。于是乎，面对中超当中“派系”频生，“默契球”横行的情况，中国足协也只能采取熟视无睹的消极态度。

　　裁判的生存环境今年极为恶劣，屡屡发生了球迷及俱乐部工作人员公然追打裁判员，球员肆意谩骂裁判甚至因此罢赛的恶行。这其中固然与部分裁判员执法水准不高有关，但更多是俱乐部故意纵容而导致的结果。本来像北京现代首次公然罢赛之时，中国足协就应该大胆对俱乐部施以重典，甚至应该取消该俱乐部的参赛资格，这一强硬的处罚手法在以往排协和篮协的管理中也曾出现过。但最终中国足协在处理当中却相当手软，不但在处罚上未能雷厉风行，而且最终未能真正严惩北京现代，甚至还对当值裁判员作出公开处罚，实在是开了一个坏头，此后终酿成大乱。

　　而在最后关头，中国足协居然迫于部分强势俱乐部的压力，任意修改游戏规则，强行暂停中超降级，终于导致中超尚未结束但已完全失控的严重后果！“中超元年”之乱固然是内外环境使然，但中国足协在管理上的“不作为”实是自酿恶果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