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哨：用中超取代甲A，建立一个更职业的足球联赛，阎世铎们的呕心沥血之作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有人在总结2004年中超时，仅仅用了三个字：“脏乱差”。
在所有人眼里，中超元年，看上去很丑。
“我生下来就已经死了！”《顽主》里那个假冒诗人梁天搞笑的台词，在我的感官
任何一次触及中超的时候都会顽强地响起。
落幕时分，没有欢笑，没有悲伤，在早早出现的垃圾时间里，一切早就以骑虎难下的姿态痛苦或麻木地延续了。我甚至在想，是不是所有的人，球迷、球员、裁判、官员、投资人，甚至出品人阎世铎本人早就在等待这声哨响了。如果命运注定我们不能从中享受快乐，那么结束至少从形式上是个“了”，了却无数人深陷其中的折磨和煎熬。
进入深冬。在欧洲联赛正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国足球却什么事都没了。
重庆没有因为垫底而降级，深圳不会因为拿这样一个怪味冠军而升天，所谓的“改革派”仍然在和足协对峙，而阎世铎和他的同僚们依然安坐在那座深深的大门里。一切都没有改变，中国足球在2004年的惨败和中超元年的一地鸡毛没有对中国足球的现有格局产生任何影响。
在中国足球职业化11年走入死胡同的同时，中国篮球却正走在职业化10年最光荣与梦想的时刻。CBA十年，中国篮球奠定了绝对的亚洲老大地位，贡献了姚明及中国移动长城，具备了向欧美强队叫板的资格，这一切都是CBA联赛的功劳。
今年的CBA更是在赛制上进行了全新的改革，南北分区，一周三赛等举措把这个冬天的CBA烧成了一把火，球市十分火爆。虽然球员和球队暂时感到了赛程紧密的疲惫，但高强度高密度的比赛其实对中国球员的未来是个绝对的锻炼，更重要的是紧凑的赛程将CBA打造成了一个极其严密的、真正为球迷所欢迎的职业联赛。对于支离破碎、行尸走肉般的中超，这实在是个学习的榜样。
三人行则必有我师，足球是第一运动，但大哥哥没有什么不能向小弟弟学习的。对于贫穷的中国足球而言，现在需要实行各种各样的“拿来主义”。黄健翔
首届中超，磕磕绊绊、腻腻歪歪，好不容易算是结束了。看台上门可罗雀，一轮6场比赛的上座率不抵一场甲A联赛。还是那帮所谓球星去踢球，还是那些俱乐部参赛，还是中国足协主办，可为什么就变了味儿了呢？
因为首届中超联赛太磕碜人了，有涉毒的、有参赌的、有罢赛的、有打架的、有吹黑哨的、有打假球的，偷鸡摸狗扒香灰，一锅烂杂碎。难怪家长们都不愿让孩子看中超，因为看了中超学不出好来，整个儿一个儿童不宜。
首届中超何以如此日暮途穷？甲A改中超之后何以如此江河日下？皆因揠苗助长。为何要揠苗助长？皆因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袁头、阎头急于要搞自己的政绩工程。因而就急火攻心，乱了方寸，忘了规律，藐视了科学。以为人定胜天，重蹈了大跃进的覆辙。
众所周知，足球运动的发展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不断积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职业足球起源于英国，英国的职业联赛搞了近百年，直到1992年才祭出英超的大旗。足球运动的规律、市场运作的规律积累了八九十年，才形成飞跃。
当今，全世界只有两个超级联赛，一个是职业足球的鼻祖，足球水平最高的英国，一个便是职业足球最年轻，足球基础最薄弱的中国。足见无知才能无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气魄。甲A10年，就敢改中超，用不着长期积累，我一天等于20年，你管得着吗？
的确，没人管得着，人家也懒得管。但市场经济的规律、足球运动的规律就起作用了，你越想急赤白脸地出彩，就越让你现眼。因为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法制不完备、市场不成熟、体制不合理、机制不科学。硬要揠苗助长，职业足球的根儿离了赖以生存的土，就离死不远了。这样的政绩工程，不仅儿童不宜，就算是成年球迷也已经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了。毕熙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