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头（资料图）

　　记者白国华报道 虽有悠久历史，虽然人才辈出，然而差一口气缓不过来就是缓不过来，火车头俱乐部，这个在中国足坛“响当当”的名字，终于伴随着他们退出中乙联赛的消息，而暂时划下了历史性的休止符。

　　这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中国阿贾克斯”活不下去了———中国职业足坛在进入了空前的烧钱时代，但这钱，却首先把“火车头”这个名字，烧成了灰烬。

　　煤已烧尽的火车头

　　两个月前，2016赛季的中乙联赛大幕落下，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赛季后，遭遇资金难题的火车头俱乐部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十足路口，关于球队未来走向的各种传言不绝于耳，两个月过去了，当其他中乙俱乐部开始为新赛季集中准备的时候，火车头是否继续参加明年的中乙联赛还是一桩悬案。

　　火车头的退出，最大的原因当然是缺乏资金。

　　其实，从上个赛季赞助商因资金链断裂退出后，火车头的日子就过得举步维艰。每逢客战，球队都会在费用方面精打细算。稍远的客场，球队会提前一天启程，比赛结束后顾不上休息便会立即返程，而稍近的旅程，球队就要在一天内实现往返，如此仓促的行程对队员们造成了极大的身体负担。

　　球队领队与副总甚至自掏腰包贴补球队的比赛资金，以便球队能够善始善终，踢完整个赛季。艰难的局面之下，火车头最终仅仅以北区第七名的战绩结束了整个赛季。就在赛季末的排位赛前，俱乐部上级单位终于伸出援手，许诺为球员补发拖欠的工资，来自于领导的关注让火车头重获动力。与苏州东吴的排名赛，主帅苏伟在赛前没有过多布置，一句“一个赛季大家都辛苦了”道出了球队上下一个赛季的辛酸，那场比赛，火车头狂入5球，为赛季画上圆满句号，倘若球队没有在赛季初遭遇变故，或许球队可以收获更好的结果。

　　事实上，在火车头队内，除了球队在赛季初引进的王尔卓、牛秀程等人算是为数不多的“白领阶级”，其他球员，尤其是队中年轻球员的工资都十分有限。“在火车头踢了这么久，没想到球队会遇到如此困难，如果球队真的没了，我恐怕也很难继续足球生涯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此时时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火车头小将对自己未来的足球生涯感到有些迷茫。的确，作为善于培养年轻球队的老牌球队，火车头队内不乏新人，正是足球梦想支持着他们前进的步伐，但如今，在失去这个平台后，这些球员的职业生涯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而作为主帅的苏伟，几乎将自己的足球生涯全都献给了火车头。近几个赛季，苏伟带领火车头队取得了不俗战绩，“我在这家俱乐部已经27年了，算是见证了俱乐部的发展，没想到如今也见证了球队的消亡。”说到自己未来的去向时，苏伟却准备选择坚守，“这段时间确实觉得累了，所以先休息一段时间，听说俱乐部未来还会继续走青训这条路，看看到时候俱乐部还需不需要我吧。”最后，苏伟也为麾下弟子送上了祝福，“虽然未来充满挑战，还是希望从火车头走出去的球员们都能够继续自己的足球梦想。”

　　那些“新人”的传奇

　　“火车头”这个名字的响亮，不在于他们曾经在职业足坛取得过多辉煌的战绩，而在于他们培养新人的成功。

　　在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中，火车头足球俱乐部率先建立青少年梯队，开创了规范的青训系统，让火车头俱乐部名噪一时。在青训出品的队员中，既有已退役的国脚李玮锋、李毅，也有已经在中国足坛踢出名堂的“中生代”冯仁亮、杨程、关震、宋博轩，而“新生代”吴兴涵、马磊磊等球员也在中国足坛崭露头角。2000年，打包出售杨程、关震、苑维玮等9名球员给鲁能，更是火车头青训出品的里程碑———鲁能本身就是中国足坛搞青训的佼佼者。

　　大手笔的卖人，对火车头来说习以为常———1997年年底，转会到深圳平安的火车头球员赵斌签约后返回天津时，在深圳机场被安检人员查出随身携带70万巨款，事发后，外界都猜测这是平安俱乐部给赵斌个人的签字费。作为职业化后火车头青训的第一代产品，赵斌115万的转会费（当年高洪波的转会费也只是120万）、70万的签字费在当时轰动了社会。此外，还有深圳平安与北京国安、前卫寰岛竞争李玮锋、李毅、鲍文杰，青岛颐中以430万打包买进曲波、杨君五人。

　　当时的职业俱乐部总是抱怨搞青少年培训吃力不讨好，但火车头俱乐部培养小球员的成材率却超过了80%以上，其中1981/82年龄组中只有两名球员没能进入中乙以上的半职业或职业俱乐部的。因为这份成绩，当时有一家大牌的甲A俱乐部出15万想挖火车头的负责人席绍忠去搞青少年队的建设，席绍忠说：“我一个足球门外汉，卖孩子让我出了大名了。”“卖孩子”出了名，席绍忠因此得了个“人贩子”的绰号，但这不是一个恶名，而是一个美称———火车头当时是中国足坛最出名的人才后备库。席绍忠说：“像我这样搞青少年足球，挣到了名和利，也就为中国足球作了贡献，这不挺好？”

　　你甚至可以把“火车头”看作是一家纯粹的“足校”，而这个足校，跨越时间之长，成材率之高，在国内足坛首屈一指。

　　火车头，席绍忠，这两个名词，曾经是2000年前后中国足坛的“热点词”，之所以形成这个现象，有两个重要的时代背景：一是当时的甲A、甲B俱乐部一提起搞青少年足球总是抱怨和诉苦，费力不讨好；二是当时足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大多数都是靠“收孩子”赚钱，办一家足球学校，向一名学生一次性收十来万或每年收上一两万学费，但这种“有才无钱莫进来”的足球学校火爆了两三年以后，它固有的弊病已日益凸显出来。而像火车头这样不收学生家长一分钱，实打实凭培养足球人才赚了大钱，而且已向国内多家俱乐部输送了近百名球员的情况，可以说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与大多数足校靠“收孩子”挣钱不同，席绍忠是靠“卖孩子”挣钱：只要是火车头俱乐部看上的好苗子，不收取任何费用，但家长必须跟俱乐部签订合同，将来球员的转会费全部归俱乐部。席绍忠的这种经营模式，就是踏踏实实地按照足球规律办事，所以火车头俱乐部才有“中国的阿贾克斯”之誉。

　　“收孩子”挣钱与“卖孩子”挣钱是有本质区别的，简单说，一种是唯利是图，一种是唯才是举。“收孩子”带来的是锦标主义，输送人才只是副产品，这就难以避免会拔苗助长、虚报年龄等不良风气。“卖孩子”赚钱是为了“生产”出高质量的精品，由于是卖得出“货”才能收钱，所以他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把孩子打造成才。席绍忠说他们从来没有在媒体上登过招生广告，都是靠别人上门推荐或教练到各地的各种少年比赛中去寻找苗子来选拔队员，必须通过俱乐部对球员身高、速度、意识的测试合格后才能录用，不然给再多的钱、有再深的关系也不会录取，一下子看不准的小队员，可以先交一点费用跟着训练，但俱乐部不与之签合同。

　　干足球，当如席绍忠

　　在圈内，席绍忠曾经是一个传奇。

　　席绍忠是河南人，小学四年级文化，复员后分配到铁路系统工作。他从来不避讳自己是农民出身，喜欢别人叫他“掌柜的”，但他可不是个“甩手掌柜”。据火车头俱乐部多名教练员回忆，在选材的环节上，席绍忠很多时候亲力亲为，守门员教练、前国门慕军说：“有时我们都没注意到，但席大爷却能发现某个孩子条件不错，让我们招进来看一看。”像现天津权健队门将张鹭就是“掌柜的”慧眼识才。没退休前，席绍忠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看孩子们踢球，场边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席绍忠任职的天津铁路分局第一招待所，一批精力旺盛的小伙子们四处惹事生非，席绍忠想了个办法：“组织这帮小子踢球，累得第二天爬不起来，看他们还给我惹事。”为此，这支纯业余的球队还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伙头军。席绍忠做事不干则已，要干就要干到最好。“伙头军”把天津的业余比赛能拿的冠军都拿了，席绍忠把目光转向更高层次。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席绍忠利用铁路系统的天然优势，把从天津队退役的一大批优秀队员，像王广泰、王兴华、赵凯、刘冰、刘洪、张维克、高俊亭等陆续招致麾下，包括不在天津踢球的像王军、慕军、苏伟等最后也都投奔了席大爷。这些名将能踢则踢，退役后愿意执教的就留在俱乐部，想换个环境发展的就在铁路系统安排工作。除了俱乐部，席绍忠还另外负责两个招待所和一个宾馆，既是书记又是主任，只能算半个球队领导。用人不疑，是席绍忠治军的法宝：全力支持他人放手去干，能一碗水端平，让教练员们对“席大爷”心服口服。

　　铁道部1997年将队伍“收编”后，席绍忠开始把目光转向青少年培养这个中国足球最薄弱的环节。时至今日，经过职业化初期的足球人，提起席绍忠抓青少年培养无不竖起大拇指———他的眼光和决心确实超前。火车头俱乐部培养青少年的壮举：专挑穷人家的孩子，不但不收费，而且刻苦训练的孩子还能每个月领到零花钱。清楚地记得当年席绍忠说的一句话：“我干青少年培养，十二个字：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有我精。”要知道，火车头俱乐部的资金始终不充裕，一部分是当年球员转会的积累，另一部分是他厚着脸找上级“求”来的。席绍忠常说：“球衣可以穿旧的，但一定要吃好，保证孩子们有充足的体力踢球。”当时火车头的另一个创举是，如果小球员最后没有打上职业联赛，俱乐部负责在铁路系统内安置工作。

　　席绍忠也从来不讳言自己是“足球门外汉”。然而，正是这位“外行”和他执掌的火车头俱乐部，为中国足球作出了难以用语言形容清楚的贡献。以国奥适龄球员来划分是最清晰和具有说服力的，席绍忠和火车头为中国足球发掘、培养、输送了五代球员：为深圳健力宝队捧起中超冠军的李玮锋、李毅虽然隶属当时的火车头体协，但工资是由席绍忠发放；随后的“超白金一代”中的佼佼者曲波、杨君、白毅等球员，是席绍忠1997年后把工作重心转移到青少年培养后的“代表作”之一，五名少年以430万的惊天价格转会青岛海牛俱乐部，创下了中国足球之最，不管有没有来者，但确实是前无古人；“08之星”的球员中，杨程、苑维玮、关震都出自火车头；上届国奥适龄球员里，效力于上海申花的冯仁亮、宋博轩以及天津泰达的马磊磊等一批球员是出自火车头门下，其中还有曾赴葡萄牙踢球的王刚；1993年龄段是席绍忠退休前亲自抓的最后一批小球员，其中最被看好的是吴兴涵。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火车头俱乐部第一个打出“做中国的阿贾克斯”大旗，今天望去，职业联赛创办以来，火车头可谓是“桃李满天下”，2012年7月，席绍忠逝世之后，本报约请天津足球记者赵睿撰写纪念专稿时，他用了“干足球当如席绍忠”来总结、纪念这位“人贩子”、席大爷。

　　但此情只待成追忆，像火车头这样的俱乐部，在当今的形势下，日子越来越难过。

　　以前背靠铁道部，火车头足球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2013年铁道部被撤销之后，当中乙俱乐部的年投入都达到千万级别之后，无钱可烧的火车头俱乐部不得不选择退出职业联赛。

　　选择退出的火车头俱乐部并没有选择像其他俱乐部一样“卖壳”，这与中国足协出台的球队注册地不得进行变更的规定有很大关系，目前天津已有泰达和权健两支中超球队，火车头俱乐部想要生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中国阿贾克斯”

　　荷甲的阿贾克斯以青训闻名国际足坛，火车头俱乐部在中国足坛，也不是以彪炳的球队战绩名震江湖，而是以多而精的青训产品称誉足球圈，赢得了“中国阿贾克斯”的称号。

　　火车头足球俱乐部的前身是成立于1950年的火车头足球队，中国足球职业化二十多年以来，尽管火车头队从来没有出现在顶级联赛的舞台上，甚至在次级联赛也不是一支劲旅，但是却为中国足球培养了众多国脚，当中的李玮锋、曲波还代表中国队征战过世界杯，各级国字号中的李毅、杨君、关震、杨程、张鹭、宗磊、冯仁亮、苑维玮、宋博轩、王刚、马磊磊、王上源、吴兴涵等一大批足球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