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周弘进

　　对抗如此死板且冰冷体制的唯一办法，似乎就是出国留学——彻底撇清与体制的关系，并且可以在国外接受训练。

　　从2009-10赛季的尚平，再到2010-11赛季的常林，短短四年间，CBA的赛场上出现了四名有着NCAA经历的球员。因为属于完全自由身，这类球员不仅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选择自己中意的东家，还可以在合同到期后手握续约主动权，同时聆听其他球队的报价。

　　张兆旭是最好的代表，在2012-13赛季结束后，合同到期的他成为了自由市场上的一条大鱼，北京队以及新疆队为了抢到他，都砸出了200万以上的年薪。虽然最终选择留守上海队，但张兆旭在这场球队竞标战中的自主选择权，足令其他球员羡慕。

　　似乎是受到张兆旭经历的启发，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将孩子送去国外打球，最著名的莫过于江苏连云港籍的唐子豪。据唐子豪的父母说，之所以萌生出送孩子出国的想法，一方面因为国外的训练条件不错，而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唐子豪在回国后能更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去向。

　　只是这种曲线救国的方法并不值得推广，且不说张兆旭是那群海归中唯一能够称得上成功的球员，高昂的成本、文化的差异，甚至是种族歧视，都让留洋之路显得颇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