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棍节”这个夜晚，两个法国人出现在首都机场由T2前往T3的摆渡大巴上，拎着各自的行李，看上去很有些疲惫。大巴上有人认出了其中一位，“这不是普拉蒂尼吗？”但是又不太确定。米歇尔·普拉蒂尼是欧足联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八十年代前半段的世界头号球星、连续三届金球奖得主。他怎么会如此平民化地站在人群拥挤的大巴中？
这的确是普拉蒂尼，利用国际足联国家队比赛周的间歇，欧足联主席应网易门户邀请，来北京进行了一次三十六小时的旅行，出席“2014中国足球发展论坛”，也为了他那本刚出版的《穿西装的足球》新书做些推广。离开北京之前，他和同行的欧足联商务总监爱泼斯坦，还去了一趟CCTV，签订了2016欧洲杯和央视合作的转播计划。这三十六个小时，普拉蒂尼参加了半天的论坛、在“超级颜论”和央视接受两次长时间视频采访、到北理工大学出席新书推广会，还和中国足协的同行吃了顿饭，签名拍照数百次，工作效率之高，精力之旺盛，令人钦佩。
这只是普拉蒂尼第二次来到中国，上一次也是行迹匆匆，Apec期间来访，又是以非常低调的私人身份，和他近年来倡导的多项国际足球改革、卷入的多重国际足球风波，形象上有着很大差异。尤其是过去这半年，普拉蒂尼已经在明面上和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对立，在所有的场合，他都公开声称，他“已经不再支持布拉特先生，因为国际足联需要新鲜力量”。
这股新鲜力量，如果理解为普拉蒂尼将入主国际足联的话，不会发生在2015这个国际足联主席换届选举年，因为78岁的瑞士人布拉特已经宣布，他会在2015年谋求连任。布拉特已经掌控着国际足联，尤其通过国际足联巨大收益，广散金元，持有的竞选票数，根本无人能对抗。普拉蒂尼锁定的目标，应该是布拉特下一任结束后。我在“2014中国足球发展论坛”上，公开采访普拉蒂尼，最后一个问题便是问他：“2020年，谁将会是国际足联主席？”普拉蒂尼很巧妙地回答说：“2020年不是国际足联主席换届选举年……”
他的这次来访，我们从2014年年初开始策划，在他一年行程安排中，只能找到这么三十六个小时的空档。普拉蒂尼是欧足联主席，亚洲和中国，并不是他的足球业务范围，然而利用这段国家队比赛周，先来中国，再去中东，普拉蒂尼的行为，当然是扩大自己在国际足球政坛的影响力，至少拉近和亚洲的距离——布拉特的足球势力，并不是来自他所在的欧洲，而更是亚非以及拉美的众多票数。国际足联总共有209个成员国和地区，一国或一地区的足球管理机构，在主席竞选中，都是一票。
只是和那些职业化的体育政客相比，球员背景的普拉蒂尼有着很多不同。他观点鲜明，言辞直接，外交辞令虽然精通，但敷衍推搪的表现并不多。这次来华，普拉蒂尼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甚至一种自我宣讲的标志化说辞也没有。他并不是来宣传自己“足球新思维”，也不是一定要争取中国的支持。他对中国足球有一定了解，关注的热情很高，所以分析起中国足球的挑战，普拉蒂尼的建议直接明了。
“必须要有政府的政治性支持，这是中国足球走出目前局面根本性的条件，”普拉蒂尼在论坛上说道，私下场合，他也多次强调自己的这种观点，“以中国的社会类型特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最为关键，政府必须要在战略设定和具体执行上，强力推行足球的普及和发展，这样才能为中国足球长久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政要的喜好，必须转化成对足球发挥实际作用的执行方案，并且得到切实执行，才能够真正改变目前局面。”
普拉蒂尼如是说，和他自身经历有关。他和我对比过他青少年时代经历过的法国足球革新，七十年代的法国足球同样不够成功，“当时法国政府的积极介入，改变了法国足球的整体架构。人们看到的只是克莱方丹国家训练基地，实际上，法国政府要求所有的上两级职业俱乐部，必须成立自己的青训中心，必须保证每年青少年足球培训的人数以及选材执行，否则就要吊销这些职业俱乐部的运营执照。我们现在听到的，都是职业足球和青少年足球无关，但是在青少年足球发展遭遇挑战，而大量资金和社会资源又都在向职业足球集中时，职业足球一定得承担起很大一部分青训工作。这样的推动和监督，只有政府能做到。”
普拉蒂尼觉得，欧洲国家当中，法国和中国有很多相似处，政府扮演着更大的社会角色，社会资源高度集中现象显著。“足球是最简单但是也最复杂的运动，足球的发展，需要牵涉到最广泛的社会资源，同样也需要最全面的社会支持。现在大家讨论德国西班牙以及美国的青训成功，为他们的国家足球带来的帮助，但是不同社会类型里，解决方案的组成都是十分复杂的，不可能有包治一切的万能药。中国足球的未来成功，决定权在中国政府手里，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
我很想知道普拉蒂尼和中国足协的同行晚宴上，是否也探讨了这样的话题，那是一个封闭晚宴，中国足协不允许外人参与。普拉蒂尼说，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就和七十年代法国政府力推足球，随即出现著名的“盖兰选材法”相关。这些建议和经验，不知道Apec期间乃至之后，会否有人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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