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球场的生存状况
2018年1月27日，是个周末，位于深圳福田区的香蜜湖体育中心迎来了最后的喧嚣。
体育中心的外围贴上了结业通告：为配合政府城市规划发展，从大局出发，香蜜湖群众体育公园将于2018年1月31日终止营业。
香蜜湖群众体育公园位于市中心，而且拥有多达14片人工草皮球场，从来都是周边居民驰骋绿茵场的的首选之地，然而随着租约到期，周边居民再想踢球只能另寻他处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2014年的莲花山球场被关停，就引发了大批热爱运动的人民群众的不满。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市，把地皮拿来踢球，在一些人眼里总是显得过于奢侈了。
事实上，去年北京市也有著名球场被关停，其实不光是在北京、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无论在中国的哪一个城市，找一块场地能够踢球都非常艰难。
免费的场地质量糟糕，还经常有大妈在竞相斗舞；收费的场地价格高昂，动辄3、500元起跳的价格，也让很多爱踢球的朋友望而却步。
公益性足球场增长缓慢，民营足球场的生存境况同样艰难，普罗群众踢球难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还出现了踢球贵的新问题。
这背后，困难依旧重重。
建设球场是需要事先规划的
我们今时今日看到的城市面貌，是在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就已经规划好的。换句话说，今时今日你的身边没有足球场，那是因为当初规划的时候就没有规划足球场。
十几年前的我们，还没有建造足球场的意识和想法，然而十几年后的今天，人民群众有了想要健身踢球的需求，这便出现了踢球欲望高涨，但足球场地不足的矛盾。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人民群众开动了他们无穷的智慧。
2016年，武汉市武昌区余家头二七长江桥下，一块原本被设定为绿化用途的用地因为长期闲置，逐渐变成了一个无人管理的天然垃圾场。
不久之后，一家社区球场的老板投资1200万，运走垃圾，建成球场，成为了长江桥下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然而2017年年初，球场因缺乏规划手续，并被周边居民反复投诉，最终被当地城管部门强制拆除，然后，这里又变成了老样子。由于执法不当，负责强拆的城管队长最终被撤职，但球场已经回不来了。
着实可惜，但球场确实无法在法理上站稳脚跟，《城乡规划法》规定：在城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工程建设的，都须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划条件进行建设，确需变更的，必须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这些法律手续，这家球场都没有办理。
不过，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求，鼓励在城市绿地、闲置地等区域建设足球场。然而《城乡规划法》等相关法规都明令禁止擅自改变城市规划用地用途，这导致国务院“46号文”在落地阶段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
如果从法理角度来看，目前各地的社区足球场很可能都涉嫌违建，绝大部分足球场恐怕都无法拿出过硬的法律手续。面临和武汉二七长江桥下球场一样的命运，实际上只差强制拆除决定书。
建造球场的时候，可以拿国务院“46号文”撑腰；拆除球场的时候，也有《城乡规划法》背书，这成为了一个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困局。
如果换个地方建呢？
利用城市内的绿地、闲置用地建造球场，这种行为非常容易就会变成擅自改变城市规划用地用途，而如果合法租用城市内的建设土地，地价昂贵到恐怕开一辈子球场都收不回本。
于是建造球场，大多数人只能把目光放在城郊。
2013年6月，三位老板合资，三块五人制足球场落地成都红牌楼2.5环永盛路口，其中的一位老板唐先生当时谈到了建设过程中的最大困难：拿地。
“地面上的场子一般会建在未被开发的地上，比如荒地、村民农用地，因为开发过的地价格贵，几乎用不起。”
在城郊建造足球场，虽然相对来说还可以较为轻松地拿到法律手续，但带来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距离中心城区较远，无法辐射到更大的人群。目前在各大城市中，大多数球场都建在远离中心城区的城郊或城乡结合部，并不能充分解决中心城区居民的使用需求。
而且，虽然租金相较于中心城区的地面相对便宜，但能够服务到的人群有限，收费还是无法下调。
2013年，成都五人制足球场地的市场价，平均在3、400元一场，而这家球场也是一场比赛300元左右。
即便如此，民营足球场还是面临盈利难的问题，由于前期投入成本和日常维护都需要不小的数字，但球场受制于天气、季节、时间段的影响很大，单凭球场的收入做到收支相抵就很不错了。
而且城郊建造球场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天然劣势，无法保证长期使用。城市逐渐发展就要逐渐扩大，未来这些土地势必还是要划入城市建设用地当中，那么这些足球场便无法继续存在，即便续租，那么地价成本也将会大幅增长。
而在2013年球场建成的当时，唐先生就已知晓球场最后的命运：
“我们这块地是通过一个物业公司租的，只租了5年时间。这地我们买不起，球场占地4亩，买的话要几十年上百年才能拿回本。”
“球场永远不可能办长久。他不允许你租地租长了，这块地，以后是要卖的。”
楼顶建球场可行吗？
地价贵的租不起，地价便宜的总有一天要贵起来，闲置用地也无法合理合规地使用，脑筋灵活的人想起了楼顶。
东京百货大楼上的五人制足球公园从理论上来说，楼顶确实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第一，不占用土地，租金便宜；
第二，位置在中心城区内，覆盖人群较多；
第三，在荷兰、日本等土地紧张的国家，楼顶球场已经有了现成的范例，直接借鉴经验即可。
如今在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楼顶球场已经屡见不鲜，2017年开始投入运营的上海新静安体育中心，甚至将标准体育场建造在了屋顶。但对于民营足球场来说，楼顶也有大量的限制条件。
首先，并不是每个楼顶都适合建造球场，原建筑的楼顶表面是否具备足够的承重能力，这是摆在楼顶球场的第一个大问题，开工之前需要仔细检测。
其次，即便承重力过关，建造成本会相应增加。在楼顶建造球场要对楼顶表面进行缓冲处理。与此同时，还要在草皮下增设排水系统，通过改造优化将雨水排至楼外。
最后，建成的足球场地如果距离居民楼过近，就有被投诉噪音和灯光的隐患，另外楼顶球场的安全问题也需要多加防范。
其实，建造本身不是难事，还是难在审批阶段。由于楼顶球场对于国内来说还是一件新鲜事物，尤其是对于非一线城市的规划、建设、城管等地方政府管理部门来说，如何审批？谁负责审批？这都需要地方政府尽快跟上脚步，颁布相应的审批流程和审批标准。
而即便在已经拥有了审批标准的一线城市，楼顶球场的法律手续还是有一些不清不楚的地方。据国内一家知名体育公司的负责人介绍，楼顶球场优点很多，值得推广，但最大的问题在于楼顶是没有产权证的，这就意味着楼顶球场虽然不算违建，但依然是在打法律的擦边球。
通过颁布规划可以解决球场问题吗？
根据全国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规划，到2020年全国足球场地数量超过7万块，平均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达到0.5块以上，有条件的地区达到0.7块以上。如今已经到了2019年，足球场地的数量确实要比《规划》颁布之前、要比10年前多了很多，但踢球难、踢球贵的问题只能说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还没有解决。
最好的解决办法依然是在城市规划中尽量扩大足球场地的数量和面积，这个方法隐患最少、力度最大，只不过用时较长，今日的规划恐怕得需要几年之后才能成为现实。
另外就是尽快厘清城市内对于闲置土地、楼顶区域的管理桎梏，解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中自相矛盾的地方，让已经建成的球场合理合法合规地存在于城市之中。
最后，我们可以大力推广5人制、7人制的小型笼式球场，这种小型球场占地面积不需太大，安装拆除也较为方便，单个球场造价只有15-20万元，可以在社区、公园、绿地这些区域分散建造。既可以充分利用城市内的空间，也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日后这块地方一旦出现新的情况，也可以随时搬到其他位置。
在这里也多给大家看一个生态圈此前报道过的例子，或许也会有一点点启发——
一群热爱足球的泰国人打破常规，在房地产大亨AP Thai和著名设计公司Cj Worx的合作下，一系列不规则的“非矩形”足球场正式在曼谷落成，并投入使用了。
当然，在这个例子中，房地产大亨与泰国人对于足球的热爱，也是必不可少的推动因素。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真正的足球强国，不只在于国家队的成绩如何如何，还是在于我们有多少人在踢球，如果我们始终受制于足球场地的发展瓶颈，足球强国也只能是一个梦。
我想，王健林有一句话说得还是有道理的：“在我看来，足球场地搞不上去，中国足球也搞不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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