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体育局凭什么强留中宇，还不用任何理由？

　　昨天中国篮坛的最大新闻恐怕是山西中宇男篮无奈地继续留在太原打本赛季的CBA[微博]了。所有的人都搞不明白，山西中宇篮球俱乐部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已经卖给北京控股集团了，山西省体育局凭什么把中宇男篮强留在太原呢？不需要任何理由，就是一枚山西省体育局的公章，我说不行就不行。

　　1 职业联赛不职业的集中体现

　　脱胎于十多年前的CBA联赛，原本参加比赛的球队都是各省市体育局、行业体协和部队主办的专业球队，除了部队球队的特殊性外，其它俱乐部通常由出资的企业掌控俱乐部运作和经营，体育主管部门以球队教练和球员作为资本入股，并负责球队的训练和管理，教练和球员的人事关系也通常在省市体育局所属的专业队。所以，不要说是俱乐部转投其它地方，就是一个球员转会到其它俱乐部，没有体育局的同意也是不可能的。尽管这不符合职业俱乐部的市场运作规律，但在初创时期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个球员也罢，一支球队也罢，都是各地体育部门花了多年培养和打造出来的，说走就走，谁还来搞球队？

　　然而，CBA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现在俱乐部和球员的组成早已物是人非了。像广东宏远[微博]、东莞新世纪、山西中宇、浙江广厦、佛山、青岛、福建等俱乐部都是独立于体育主管部门而存在的职业俱乐部，人、才、物都属于出资企业所有，跟当地体育主管部门没有任何关系，要说有关系，也就是当地篮球协会的行业指导关系。人、才、物都不是你的，你有什么权力决定人家主场在什么地方打呢？像山西中宇俱乐部前身本来就不是山西的，是山西老板王兴江花巨资从河南买回来的原河南仁和俱乐部，如今王老板由于企业遇到困难，无力继续支撑俱乐部的巨额支出，而北京控股集团也愿意花巨资购买球队，山西当地又没有企业真正花巨资来收购球队，这本是一个双赢的好买卖，可山西省体育局就是不放行，而且不要任何理由。

　　就是仍然在体制内的俱乐部，像江苏南钢、北京首钢、山东黄金、辽宁盼盼等俱乐部，体育局仍然有股份，但很多球员已经是职业球员，按理只能用工作合同约束球员。可事实也不是的，球员合同期满后仍然不是真正的自由球员，他们的转会还必须当地体育部门同意。不管球员有多大不满意，多想转投他队，没有体育局的同意就不行，即使像杨立、吴楠[微博]等球员不愿签约自废一年后，仍然走不成。

　　这是中国职业体育不职业，管理制度、规章严重缺失，中国职业体育难以健康发展的核心所在。

　　2 职业体育的管办分离成了梦

　　近二十年前CBA初创时期的一些管理规章到现在已经严重制约了CBA职业篮球的健康发展，这是篮球的圈内外人士的共识。著名篮球运动员姚明退役后接手了上海东方男篮，对此可以说有切肤之痛。为此，姚明在全国两会等多个场合表示，中国体育应该实行分类管理的体制，足球、篮球等职业化程度高的项目，应该按照职业体育的发展规律来规范和管理，该是社会组织能管的事儿让社会来管理，该是市场来规范的事儿，让市场本身说了算；而那些职业化程度不高的项目，可以仍按举国体制来管理。

　　然而，对于姚明的呼吁，体育主管部门从上到下没人来接招，原有的管理体制没有丝毫的改变，相反有的还越管越多，越管越细。三年前中国足[微博]坛发生的假黑赌案震惊国内外，然而三年前各方因此呼吁的“管办分离”不仅没有实现，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的内设部门反而由原来的7个扩大为现在的10个，原因是管的事情越来越多，原来的7个部门管不过来。而体育总局篮球管理中心，则是比足球中心管得更宽更多更细的部门，足球运动员在合同约束下的自由转会，在中国篮坛还仍是个梦。

　　于是乎，在中国体坛的所谓职业化项目中，大部分所谓的职业俱乐部其实仍然是体育部门的一颗棋子，大部分职业俱乐部的出资人拥有俱乐部的人、才、物，但在职业联赛中却基本没有话语权，无论是中超联赛还是CBA联赛，仍然像计划经济时代的足球联赛和篮球联赛一样，一切权力归体育总局的管理中心，一年数千万数亿的赞助费怎么花、如何分成，出钱的俱乐部没权过问。

　　既要管体育，出台各类规章；同时办体育，具体运作体育；还要监督体育，奖谁罚谁说了算。这就是中国职业体育如今的管理模式，而且管办还有越来越一体化的倾向。

　　3 仅靠权力管理不好职业体育

　　这样的管理体制，是人都知道非出事不可，可就是不愿意放手，中国足球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而且也知道为什么出这么大的事儿，却还是不管用。

　　说到底，我们的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几十年来都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来管理和运作体育的，新中国的体育管理模式也是学习和借鉴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而制定的，都习惯于用计划和权力来管理和规范体育。然而，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变得更加多元，更加复杂，各行各业社会化、市场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原有的管理体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像原来国民经济装备部门，国务院有从一机部到七机部等多个部委来管理，从机械轻工兵工到农机，现在一个也没有了，中国的各个经济行业，三十多年来反而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瞻目的成就。体育事业其实也一样，职业体育的兴起和发展本身就是体育社会化、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可我们的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却抱残守缺，习惯于过去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用权力来管理职业体育。因此，中国几乎所有行业都变了，都变得越来越适应市场，适应社会了，而体育却是中国社会残存的、仍然是完整的计划经济模式，由此中国体育也形成了从上到下一条巨大的部门和个人的利益链。

　　然而，事实已经证明，仅靠计划、靠权力来管理职业体育，不仅管不好，反而腐败丛生。这是职业体育的特点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像乒乓球[微博]、羽毛球[微博]、体操、举重、跳水等职业化程度低的项目，体育部门可以依靠充足的国家财政拨款，关起门来从国内选材、集训，然而在世界大赛上争金夺牌，一定程度上这些项目就是国家体育总局的“金牌制造车间”。但像足球、篮球、网球、高尔夫[微博]球等，它们不仅是个在赛场上争金牌的运动项目，而且是个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体育产业，它们都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需要巨大的市场支撑，需要强大的舆论氛围，是体育部门关起门来没办法做到的。相反，管理部门权力越来越集中，而职业体育应有的管理制度、规章严重缺失，不仅严重制约了中国职业体育的健康发展，而且使这些运动假赌黑等丑恶现象越来越严重。

　　扬子晚报记者朱仕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