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说：“温故而知新”。历史是人们一步步走过来的，留下了价值不等的记录。当全运会办到第十二届的时候，有必要重新审视和评价历届全运会的那些印记，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校正中国体育的立足点。

　　在一个很长时期，全国运动会是国内最高层次的竞技赛事，代表着各运动项目的最高水平和最高荣誉。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的建设进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开拓体育事业及其在社会文化中的功能，有了初步的条件和需要。一方面，部分运动项目的实力有所提高，逐渐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另一方面，全球政治格局演变，体育这种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交往沟通的渠道也受到影响，中国在世界体育舞台上的活动空间受限。

　　1956年，21岁的陈镜开在上海举行的中苏举重友谊比赛中创造了世界纪录，他渴望到墨尔本奥运会赛场去证明自己，而国际奥委会“两个中国”的政策显然令中国奥委会不能接受。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游泳项目中，天津选手穆祥雄的男子100米蛙泳创造了当年世界最好成绩，同样无法在奥运赛场上展示中国运动员的实力。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提出创办全国运动会的建议，有着深远的考虑。1958年8月19日，中国奥委会与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在对国家体委党组关于体育运动十年规划的报告上批示：“为庆祝建国十周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将推动我国体育运动进一步发展，对国际上也有很大意义，因此必须开好。”1959年秋，在共和国十年大庆的日子里，第一届全运会在北京举办。

　　那一年春天，容国团在多特蒙德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夺得男子单打冠军，为新中国竞技体育实现历史性的突破。陈镜开、穆祥雄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张纮打破小口径自选手枪射击世界纪录，加上此前郑凤荣在女子跳高中跃过1.77米，中国体育在田径、游泳、举重、射击等项目中，有多人多次在多个小项中达到当时世界顶尖水平。创办全运会，让世界知道一个东方大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决心完全有可能变为现实，这样的背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同时，从苏联学来的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已经形成广泛的大众体育基础，十分需要引领和示范。从中央到地方组建各级专业化竞技体育队伍，举办大型综合性的全国乃至各省区市运动会，都顺理成章地列入了计划。 

　　第一届全运会从开幕式大型团体操“全民同庆”，到新闻纪录片“青春万岁”，为以后几届全运会确定了模式。五十多年，时过境迁，尽在弹指一挥间。全运会几经改革，多为解决遗留问题，而不是与时俱进，使人们质疑全运会的基本功能是否过时。现实的一切都离不开历史的积淀，对昨天的简单否定，换不来对今天的准确定位，更理不出对明天的理性设计。如果只知道今日中国在奥运会金榜上数一数二，却不知几十年来的全运会对此功不可没，那真应该从头补课。(汪大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