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任不到一周，面对一团乱麻的局面，谢掌门有点急火攻心了。其实，阎世铎也好，谢亚龙也罢，任何人要干好中国足球掌门人这个苦差事，都必须经历一次既痛苦又艰难的脑筋急转弯，即摒弃在体委其他部门工作的一切经验和理念，按市场的方法经营已经走向市场的中国足球。
很长时期里，体育系统的各个运动管理中心，都按照传统赋予体育的政治职能，以
金牌战略为最高诉求、以举国体制为基本模式，为了出线、夺牌或破记录而竭尽全力，也确实创造了不少光荣与梦想。惟独足球，这套路子根本行不通。原因不在于足球难搞，而是其他体育项目仍然处在政府拨款、政府经营的计划经济时代，只有足球，投资主体已经多元化，资源配置则市场化，连众多媒体都已经在体制上和运作上走向了市场。
这样，传统的路子失灵了。号称是中国足球大家长的足协，表面上看拥有无上的权威和无限的责任，其实既缺乏足够的资源，也缺乏必要的合法性，能够驱使资本、人员、舆论等所有要素都无条件地投入金牌战略。我们看到，惟有在足球界，豪赌出线的战略被广泛抨击，包括被有关方面视为“圣战”的08奥运工程，根本无法得到投资人、媒体等主流势力无保留的认同和襄助。
足球的这种特殊性，既是实施职业化改革的必然结果，也可以看作是有关方面借助足球职业化而向社会大量“圈钱”所付出的代价。当来自其他行业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注入足球时，有关方面就不能再试图垄断一切话语权，更不能再把足球当作营造本部门和某领导政绩的工具。在足球界，一切为了08奥运说说可以，其实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是我们在上期文章中郑重提请新掌门人必须厘清的中国足球三大关系中的第一层关系，阎世铎无法实现这种脑筋急转弯，结果碰得头破血流。
只有厘清了这一关系，让足球逐步摆脱沉重的政治压力，才有可能着手解决第二大关系，即资本与权力的关系，缓解中国足球各参与主体严重分裂的危机。当然，足协这一级别的官员，是没有能力让足球远离政治、回归本原的，这正是历届足协掌门人的痛苦所在。在阎世铎时代，由于动辄停止升降级，随意肢解赛程，也由于垄断了几乎所有的足球资源，又制定掠夺性的收益分配方案，以及各种让人无所适从的土政策，极大地损害了资本的利益，最终引发了去年秋天的中超资本革命。
革命失败后，投资人就被剥夺了对中国足球的话语权。有传言说投资人正与谢掌门暗通款曲，这就像当初传投资人准备自行筹建企业联赛，或准备抛出百万年薪策反郎效农一样滑稽可笑。投资人早已对足球心灰意懒，不过，对他们来说，足球只是一个多元化经营的投资方向，或寻租工具，不是非搞不可的正业，当机会不好、环境恶劣时不搞就是了。相反，足协把飞扬跋扈、极度傲慢的资本代理人打趴下，痛快是很痛快，所产生的大失血后遗症却很不好玩。在由资本堆砌起来的中国足坛，最可怕的不是投资人闹事，而是他们幻灭后的一走了之。
这一幕正在上演。时下，在各路资本群起用脚投票的共振下，中国职业足球摇摇欲坠。西门子甚至都没有发出过任何警告或通牒就撤了，在中国足协的账户上留下了几千万的大窟窿。各俱乐部投资人也步调一致地紧缩银根，一下子制造了一大堆的呆坏账和劳务纠纷。曾放言要建百年俱乐部的徐泽宪退出了足球圈，誓言要把实德打造成世界三十大俱乐部的徐明再也不理“朝政”，似乎忘了就在3个月前才发表的那豪气干云的改革宣言，国安的罗宁只是苦于不方便全身而退而只能在前台撑着。
投资人有无数的理由抱怨、诅咒足协，却没有任何理由去主动向足协示好。此时，该有所动作的只能是足协，而掌门人的更换应该是个机会。当然，没有人会心存幻想，以为新掌门人能改弦易帜，彻底修正前任豪赌出线的既定方针，也难以指望谢亚龙会向投资人作太多的让步。包括阎世铎，在这个位置上，任何人的所作所为都只能体现权力或体制的意志，而不是个人理想。
能够期待的是，在严峻的经营压力下，谢掌门能够推进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等现行政策许可的改革。事实上不改也不行了，由于上赛季出现了高达2000万的巨额亏损，更由于新赛季的中超商务开发遭遇寒流，足协已经不得不部分放弃对权力和资源的垄断占有与经营。
只不过这种放权让利缺乏法律和制度的认可，被普遍认为是足协转嫁危机、下放难题的权宜之际，一旦今后市场环境好转，没有任何东西能制止足协出来摘桃子。基于对足协这种德性的认识，现在赞助商和投资人普遍对中超经营危机抱袖手旁观的态度。毕竟，同样是过苦日子，俱乐部能够勒紧裤腰带，足协却要应付豪赌08等一系列不能随意应付的政治任务，首先扛不住的将是足协。
因此，足协不仅要进一步的放权让利，还要在制度上重新界定中国足球各参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这样才能得到投资人的谅解与合作，并吸引更多的资本。遗憾的是，“小人物”谢亚龙似乎既无此认识也无此魄力，资本与权力的坚冰尚无解冻的迹象。
作者： ★周文渊
《体坛周报》网站3月1日全面改版，请登陆体坛网www.titansport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