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世铎终于走了，从即时进行的民意调查看，这一人事变动堪称大快人心事。但民意调查同时显示，球迷们对接任的谢亚龙同志的期望也不太高，至少已经失去了几个月前期盼“明君”降临时的那种急迫感。毕竟，中国足球极度深寒的现实不是随便哪个人能够融化的。同时，种种迹象表明，有关方面考虑人事调整的思路也未必完全契合球迷的心愿。
阎世铎的烂摊子
如果说凭借着2001年十强赛的成功，老阎当政4年多的整体业绩尚可作三七开评估的话，其形象其人品则江河日下不堪回首。尤其是在过去3个月里的表演实在恶俗之极、可笑之极，不仅让自己彻底沦为孤家寡人，还把中国足球拖入了一地鸡毛、无人关注的凄凉境地。
面对中国足球全面崩盘的危局，尽管阎本人一度颇为恋栈，有关方面也犹疑再三，但阎世铎的走人是必然的，任何人都保不住他，区别只在于时机和方式而已。可惜，有关方面选择的时机并不恰当，方式也不太正点。从时机的角度看，中国足球走向共和形成共赢大好局面的机会已经失去了。由于阎世铎戴着权力斗争的有色眼镜看待去年十月的中超资本革命，在此期间用尽权术将那些资本大亨玩弄于股掌间，此后又借助所谓的深化改革而恣意剥夺投资人的话语权和赢利空间，令几乎所有的投资人都产生了幻灭感。
很难想象，仅仅因为换了个掌门人，国安的罗宁、杨祖武，实德的徐明、林乐丰等人就会改变对足协的敌视与厌恶态度。但西门子退出事件清楚地表明，没有投资人大量真金白银的投入，足协掌握再多的权力，包括自封为联赛的所有人，都只是一种纸上富贵，解决不了任何事情。
从杨一民最近的讲话看，中超冠名危机多少触动了官僚们的自大意识，看在钱的面子上，后阎世铎时代的足协有可能不那么蛮不讲理、不那么恋权贪利。可是，资本与权力对峙的坚冰不是放出一些缓和的气球，做些无关紧要的让步就能够打破的。对于徐明等投资人而言，拥有职业联赛的“四权”既是最高纲领，也是最基本底线，否则就没必要玩足球了。对此，阎世铎、郎效农等人是决不认同的，提出联赛是“准公共产品”的谢亚龙恐怕也无法潇洒应对。
事实上，阎世铎虽然走了，但阎的阴影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笼罩在中国足坛上空。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老阎“不辞辛劳”地安排了不少身后事，比如08奥运之星工程，比如新国家队教练人选和组建原则，比如取消降级的规定，等等。这些决策都已经走完了官式程序，并先后进入了实施状态，后来者即使很有歧义也只能照办。因此，豪赌出线、牺牲联赛和好大喜功、拍脑袋决策等一系列具有鲜明阎氏特色的东东还将长久地保存着，直到下一次惨败的到来。
谢亚龙的艰难时世
值得一提的是，在足球界声名狼藉的阎世铎依然是决策层的宠儿，其训练局局长的新职要比人们猜测的人事司长等差事更位居要津。要知道，阎的两位前任口碑比阎好，结局却比阎差，年维泗在中国棋院党委书记的位置上熬到离休，王俊生则赋闲两年后才离开了中体产业监事长岗位。
显然，尽管阎世铎在足球界沦落为孤家寡人，但有关方面对他的评价不低，不仅丝毫没有问责的意思，还大有褒奖之意。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信号，即没有阎世铎的新足协将继续执行“阎氏新政”，留给新掌门人变法的空间很小。
这无疑将极大地降低人们对未来的期望值。谁都知道，中国足球虽然在行政上归属体育，但与体育系统其他项目都有本质的不同，一方面，职业联赛的运营资金全部来自非体育系统而非政府拨款，又以市场化的方式流动，即以市场为导向，这十数亿资金可以蜂拥抢滩，也可以一哄而散。另一方面，足球人力资源也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当环境合适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教练球员都会涌入，众多年轻人也以成为职业球员为最大职场追求。反之，则劣币驱逐良币，将出现优秀外援驻足不来，足校里的小球员纷纷要求退学的萧条状。
已经大步走向市场的职业足球是不能采用中国体育传统的金字塔模式管理和经营的，可惜，有关方面只想到靠职业足球融资，却无意遵从市场准则；只把投资人当作金牌战略的“买单佬”，而不是商业合作伙伴。这样的运作模式是不可能长期维系的，中国足球很快走过繁荣期，直至现时面临着深重的危机其实就是一种惩罚。
这一足球政治经济学原理并不深奥，来自传统体育系统的人士却很难参详。因此，要解开中国足球的死结，足协掌门人就不应该诞生于体育系统中，而必须来自社会经济改革的第一线。在这个级别上从事领导管理工作，外行并不是大问题，阎世铎不是栽在不懂足球上，而是首先栽在政客心态过浓，其次是栽在不懂战略管理。一个既不是足球专家又不是篮球专家的公务员，居然会提出仿效NBA搞什么南北分区赛，这样的足球不搞砸才怪。
遗憾的是，仅仅从经历来看，谢亚龙同志与阎世铎有较多相似处。比如长期浸淫于传统的体育文化中，比如受着过多的体育系统复杂人事关系的牵制，另外客观环境也比阎世铎上任时严峻得多，要突破困局并不容易。最简单的是，亚龙同志眼里的足球到底是职业牌的还是出线牌的？在工作中，到底是像阎某人那样一味惟上，还是陈云同志倡导的只惟实？
很多人认为，体制不变，谁当这个掌门人都没戏。这种说法多少有点绝对和宿命，一方面，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个人行为的空间不仅有还蛮大，比如老阎刚上任的那一阵，就有不少新思维新举措产生，给足球界带来了不少新气象。到了后来，老阎事无巨细都要向上级请示，又常常瞎领会上级意图，把足球完全政治化。另一方面，体制也是由人建立和改变的，在这伟大的变革时代，任何人都能有所作为，更何况像谢亚龙那样的一方诸侯。
变法还是维新甚至守旧，这或许是摆在谢亚龙面前的第一道选择题。(周文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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