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国安“罢赛”引起的、以徐明们“13章”为标志的中国足球革命终于告一段落，甚至阎世铎和薛立们已经异口同声地向体育总局领导“报喜”了——“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一切平安无事！”过了今天，革命便将成为一个中国足球的专有名词，与假球、黑哨一样载入中国足球史册。
回顾过去的二十多天，有太多的感慨值得回忆。在此不妨简单整理一个革命发展的
主线：10月2日北京国安罢赛，足协一直拖而不决；10月14日，徐明突然作出声援北京之举，并于17日抛出改革中国足球的13份文件，一场由足球投资人掀起的“中国足球革命”真正开始；面对“革命派”咄咄逼人的态势，18日足协召开中超常委会，足协以“阎5条”应对。此日，“革命派”马上召开“秘密会议”，针锋相对的提出“3点共识”，足协、俱乐部再次驳火；19日，革命派们设下“鸿门宴”，逼阎世铎同意召开“投资人会议”。阎世铎只身探营，上演一幕足球版“无间道3”；22日革命派们召开“中超投资人会议”，将“13章”修订为“8项决议”。此日，大连实德罢赛，革命进入高潮的同时进入一个“迷惘期”。3天之后，胸有成竹的阎世铎召开中超执委会，“阎4点”彻底宣告革命失败。革命“才喊了8天啊”，大眼引用“革命派领袖”徐明的话革命作了一个收尾。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赘述“革命”的过程，恰恰不是为了纪念这个过程，而是为了更清楚地认识这次“革命”，同时也是为了更准确地总结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
如果说，当初我们曾经为“革命派”们的革命精神所鼓舞，认为“革命”就是推翻一个旧体制，建立一种新秩序，以利于中国足球的发展的话，那末，随着“革命”的深入，人们对“革命”便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尤其是大连实德也罢赛之后，“革命者的人格问题”被提了出来，并广受质疑。至于在这次罢赛中上演的徐明给阎世铎连打18次手机“求助”，更使人对“革命者”的意志力打上了问号。这不只是一个笑料，不只是“革命盟友”们心有不安，作为旁观者，老百姓会问：这些资本家大亨们有没有“革命”实践的胆识和魄力？想想中超的“派系”之争，“革命”阵营中难保没有人暗打小九九：“革命”成功以后，是换汤不换药呢，还是变本加厉？
如果说，“革命派”年轻气盛、却缺乏“斗争经验”、轻易把“底线”抛给老谋深算的阎世铎，加上“革命”内部出现分化只是“革命”失败的次要因素的话，地方足协以及“高层”的施压，才使“革命派”们气势受挫并成为孤寡老人，最终面对“阎5点”而毫无对策，哀号遍野。
其实，他们应该明白，在现在体制之下，“职业大联盟”不过是一厢情愿之举，“脱离足协”的领导更是无稽之谈。其次，这伙“革命派”充其量也就六、七家俱乐部，有的老总还无法代表俱乐部进行“革命”(张海的“投资人身份”就成了笑柄—)。他们既缺乏大多数俱乐部的支持，更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又游离于地方足协之外，当阎世铎动用了“地方官员”的时候，“革命派”们便陷入了孤立无援之境，失败便成为无法避免。
实事求是地说，这次“革命”的失败，使中国足球痛失了一次很好的彻底改革的机会，使以阎世铎为首的中国足协在国奥出局、女足惨败、国家队进军世界杯几成泡影之后，昂然要树立起了一个高大的英雄形象。从“紧经关头取消升降级、不惜牺牲联赛”就知道，足协行的是“渴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愚招，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经受了考验、渡过了危机，赢得了“政绩”。
一次很不成熟的“革命”就这样被颠覆了，也许，以后的“革命”会将更困难。其实，这更象是一场“反恐演习”，它考验了“政府”的快速反应机制以及“制恐”的能力。同时，最要命的是，演习的一方正是“恐怖分子”。(2004-1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