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安罢赛开始，中国足球闹出了挺大的动静儿，借此之机，被称为“足球大锷”的徐明适时地站了出来，强烈要求对中国职业足球的经营管理进行改革，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方案。原本性质极其恶劣的国安罢赛行为，也因此由坏事向好事转化。国安的极端表达方式，引起了对中国足球、特别是职业足球必须改革的深入思考，徐明们也充分利用了这样的机会，向麻木不仁、安于现状的中国足协猛击一掌，无论如何都是对中国足球深化改革的推动。
然而，自北京国安罢赛起，“革命”，就成了中国足坛最时髦、最流行的词汇。然而，徐明们自己都说：“我说的是改革，不是革命。”实际上，“革命”一词，是一位著名的足记率先提出来的，而其本人则成了“革命”的最为积极的吹鼓手。我们丝毫不怀疑吹鼓手的动机和愿望，但事实上，“革命”一词的激进推出，却歪曲了徐明们的本意。不仅未能给被称为“革命党”的徐明们有些许正面帮助，反而成了诸如罢赛等无视秩序和规则行为的遮丑布和挡箭牌。即使徐明们原本还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足球改革方案，反倒因为“革命”一词的滥用，而使其诚意和目的变得令人可疑，实在是帮了倒忙。
也许，这些极力倡导“革命”的吹鼓手们，并没有赶上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那是怎样的一场的革命？又是如何演变成一场浩劫和灾难？中国人民刻骨铭心。如此“革命”，中国人民永远不想再度重演。
也许，这些极力倡导“革命”的吹鼓手们，对于1989的政治风波并未遗忘。高举“反腐败”大旗的学生运动，其出发点原本也是人民所愿，但是，当良好愿望被人利用并在无秩序下演变成动乱的时候，践踏的却依然是人民利益。如果不是邓公当机立断，当今中国还不知是如何局面。
我无意将徐明们对足球进行改革的愿望和行为与文化大革命和六、四风波相提并论，因为那原本就是不同性质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即便中国足球的问题再多再严重，却都不是需要以革命的手段去改变去拯救，更不能以无法制、无规则、无秩序的农民起义的方式来解决。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也一再证明，稳定压倒一切，是极其重要的。尤其在当今中国社会有着相当宽松、开明的大环境下，是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沟通渠道和平和的沟通方式，去探讨中国足球的改革方向和举措。
革命者倡导革命的充分理由，自然是来自对中国足协的极不信任。中国足协在管理中国足球、领导足球改革的过程中，也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但其毕竟是中国足球的管理机构，即使“革命党”在高呼革命的时候，也不能不认可足协的领导地位。既然明知道是不可能脱离足协去搞足球的，你还革谁的命？我从不以为中国足协是中国足球的一个合格的领导机构。但是，要解决中国足协的自身问题，仍然是要通过深化改革，而非一切都推倒重来的所谓“革命”。显然，在中国足球的同一面旗帜下，稳定局势，深化改革，比起虚张声势、混乱无序的所谓“革命”来，更符合中国足球的现状和方向。
何况，中国足球的一切丑陋现象，并不是中国足协所倡导的。虽然，足协有着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而诸多丑陋现象的始作俑者又是谁呢？那些高喊革命的革命者们难道不应该反思吗？自己大搞派系足球，贿赂裁判，打默契球，随意给球员高薪，却反过来把罪责都推向足协，这公平吗？在我看来，中国足协的最大问题，恰恰是对某些丑陋行为的制造者们心太软，未能“斩立决”，才造成了倒打一耙的尴尬局面。难道离开中国足协，由那些原本就是假球、黑哨、赌球、派系、罢赛、高薪等问题的制造者们去管理足球，足球赛场就能得到净化吗？显然，更难让人抱有信心。
事实证明，在“革命”一词的鼓动下，革命者们并未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大连实德的二次罢赛，则将自己推向了被动局面。当足协的四条意见出台以后，徐明态度的转变，其实与罢赛的不适当举动息息相关。如果说“革命”因国安罢赛而起，却不地不因实德的罢赛而被动地偃旗息鼓。凡事推向极端，硬把改革之事，冠以革命之名，反倒会适得其反。原本可以通过协商讨论来解决的问题，反而以违背规则的违纪行为去要挟逼宫，只能是授人以柄，对深化足球改革毫无积极意义。
无论是按照国际惯例还是中国的法律和现状，中国足球依然需要由中国足协来领导和管理，这是不争的事实。对于中国足协存在的诸多问题，只能靠深化改革来不断改进去解决，抛开足协闹革命，显然是行不同的。我很赞成徐明目前的态度，中国足球的问题不是可以一蹴而就就可以解决的。无论如何，中国足协已经承诺，成立改革领导小组，筹建中超公司，这无疑是很大的进步。所以我说，改革势在必行，革命大可不必。(2004/1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