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现代惊人一罢，罢出了中国足球新的历史篇章。也许，若干年后，或者我们的子辈孙辈在谈论中国足球的时候，会把公元2004年10月2日20时51分北京现代队罢赛的伟大壮举，与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相提并论，同为中国足球历史上的“遵义会议”。
罢赛很自然的引起了国内媒体的严重关注，蛰伏月余的李承鹏一贴《希望从毁灭开始，革命就是不破不立》很是惹眼。李大眼狂呼要“把球场上的冲动变为向体制发起的无畏
冲锋”，革命就是“不破不立”，他再次呼吁建立职业大联盟，让“政治足球”、“官吏足球”彻底退出中国足坛。
另一京派写手董路与大眼一唱一和，递进式地提出“怎么革命”的问题。这位老兄在耳闻目睹了北京球迷“笑迎”北京现代队归来的情景后，无比沮丧地高喊“任何的革命首先需要有一种革命的精神，至少应该有一付革命的样子。”看来，北京球迷的“精神”和“样子”不足以使他们成为“革命”希望所在。同时，董路对“在现行社会体制之下，这样的联盟是否能够应运而生”深感怀疑，并对就算成立了职业大联盟，中国足球能否就此“迎来一个崭新的春天”不敢乐观。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李、董二人的观点，是因为他们二人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困惑和苦恼。改革不仅仅是“革”了某个人的乌纱帽，不仅仅是阎世铎下课。谁都明白，保持现行体制，不管换上张世铎还是李世铎，结果都只能是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于中国足球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中国足球的路到底该怎么走？
本人认同中国足球“要革命”的观点。由于正如董路所言现行体制是否允许这样一个职业大联盟的应运而生存疑，所以，足球改革不妨学一学企业改革的模式——引入外资，建立中外合资足球俱乐部。这是目前看来唯一可行的捷径，也是解救中国足球的唯一有效办法。
中外合资，不仅仅是引进外资这一简单概念，最重要的是引入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以严格的公司制形式来规范俱乐部的管理，最大程度地限制、杜绝纯内资管理过程中的无序和不规范，从而净化中国足球环境。不是说玩足球投资过大、负担过重，国有资产、民营资本纷纷要退出中国足球吗？既然国有独资不行，民营独资也不行，何不试一试中外合资呢？与国外大财团合资，甚至与国外有实力、高水平俱乐部合资，共同经营中国职业足球。这既可以“革命”，又避开“现有体制下”的某种束缚，何尝不是一条新路子？
一周以来，魏克兴推搡裁判、肇俊哲怒摔袖标、林乐丰大闹大田湾……中国足球真的“不能这么过”了。是否要处罚、如何处罚北京现代俱乐部，这已经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甚至让北京现代降级了，也只能是图一部分一时之痛快而已。真正要挽救濒临绝境的中国足球，必须“革命”，“革命”的方式就是想方设法引入外资，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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