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董炯担任残疾人羽球队总教练 曾获奥运银牌

2016年09月20日10:04    新华网 收藏本文
董炯资料图董炯资料图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体育专电题:“脱了缰”的教练——退役世界冠军董炯的新战场

  新华社记者沈楠 顾涓 郑直

  “我老是觉得我们(专业运动员)太早进入一个事业,又太早就退休了,但是因为年轻,可以从零开始,重新挑战一个事业。在残疾人教练员的任务上,我找到了自己的新价值。”

  ——前羽毛球世界冠军、现残疾人羽毛球队总教练董炯

  (一)

  董炯的羽毛球俱乐部靠近东五环,在姚家园路和朝阳北路之间。虽然远离城中心,地名叫平房村,但属于京城“新贵”区块,方圆两三公里有好几个高档住宅区。从门口的路和楼房的样子看,俱乐部所在的朝阳区体育运动学校,是这个高速发展的区域里被遗落的一角。

  这栋两层楼房墙皮有些剥落,房顶上横着三排名号,下层是“世界冠军董炯羽毛球学校”,中间是“北京市朝阳区残疾人体育运动中心”,上面是“中国残疾人羽毛球训练基地”,看样子是随着时间往上垒起来的。我们顺着指引从侧身小门走进这栋楼,在一大片羽毛球场地门口又顺着指引穿过一条窄道,走进一间堆着桌椅、绿植和杂物的屋子,接着爬上一层没有栏杆、挂着蛛网的楼梯,到了“董总”的办公室。

  办公室的地面、墙面和楼下、楼梯一样,都是灰色水泥面。靠墙的三分之一个屋子砌成了半高的鱼池,养着大条大条颜色鲜亮的鱼。董炯坐在中式桌子后面,和打球时候的照片相比胖了好几圈。他身后的墙上用水泥砌了三层架子,摆着大大小小的鱼模型和奖杯奖状,细看下来,全部跟“锦鲤”有关。

  他的左前方装了一个显示屏,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用来监看楼下羽毛球场地的。这也是整间办公室唯一和羽毛球有关的东西。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董炯一度是中国羽毛球头号男单,曾排名世界第一,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获得亚军。更为人熟知的是1998年亚运会男单决赛,他不在巅峰期又伤病缠身,却出人意料地击败如日中天的印尼名将叶诚万。

  看上去,他不愿再过多提及球员生涯那些荣耀的细节,“世界冠军”的头衔除了出现在校名里之外,就是和“国家残疾人羽毛球队总教练”的角色放在一起说。谈这个话题,他滔滔不绝,完全展示了北京人典型的健谈,高兴时眉飞色舞,吐槽起来也是够损。

董炯是亚特兰大奥运会银牌得主董炯是亚特兰大奥运会银牌得主

  (二)

  董炯没有去里约,羽毛球还不是残奥会项目,所以这届在半个地球之外举办的里约残奥会,他还是个看客。但是四年之后,他可能将第一次以教练员的身份参加东京残奥会。

  他是在2014年10月的仁川亚残运会上得知羽毛球进入东京残奥会的。“现在说起来好像就是前一段的事儿,一细想这都2016年了。”

  “时间过得太快,进了奥运会(残奥会)就会想,我们有多少事情要做,这些运动员能不能取得金牌,因为始终也没见到欧洲人,亚洲的都了解……”虽然已经带队参加过听障奥运会、特奥会,但是对董炯来说,和奥运会共享一个舞台的残奥会,分量无可比拟,所以会由踌躇满志而生紧迫感,又由紧迫感生出一丝焦虑来。

  他一方面对第一次残奥会的成绩心里没底,另一方面,觉得人才不够。“没有人,怎么办?”

  2010年亚残运会之后,他琢磨自己找人,很快就在2011年春节付诸行动。“我们去的地方老远,在山里边”,但是他不说具体是哪儿,怕省里不高兴他们把人弄走了。

  “(我们联系人)从当地残联的系统里打了个单子出来,有年龄,具体什么残疾看不出来……有两天是他们自己过来,什么类别的残疾都有,还有打架手剁断了的,我说这练不了,回头跟我们这儿打起来了……后来我们就自己挨个去找。一天去不了两三家,有一家最远的,我借了一辆越野车,在山里开到没路,下来哥们跟我说这是某某校长。我说孩子呢?他说一会儿就来,她家上不去,孩子得先走到这校长家。”

  “过会儿小姑娘来了,当时是11岁,下雪,头发一绺一绺的,小脸有点皴,红扑扑的。我说找一石头,扔一下,看出来她是非主动手折了,要是主动手折那肯定不协调,我一看这行。我说你拎个东西,(一看)有劲儿。院里没多大,就说跑下山去,一小坡,蹬蹬蹬跑去了。行,就这么着了!”

  “我当时就盯着人家,把电话要来,没手机就家里电话,还有校长电话,都留着,一定得盯好了,因为当时觉得太难了,好不容易找个合适的。”

  他们在校长家的柜子前合了个影,董炯从手机里找出来给我们看,小女孩正是他说的样子。

  “当时还有个聋哑女孩个儿特高,15岁将近1米8。到她家的时候她爸说,我们家孩子好养活,米饭弄点咸菜一吃就行。因为不要钱,生怕我们不要她。来了之后代表北京打了一次篮球比赛让省里知道了,把人要回去了,我地方残联那哥们还被骂一顿,说他吃里扒外。(其实)我们从人家家里边选出来的,你们都没发现,练了一段才看上了……”

  那次他选来五个孩子,给办了手续在这里上小学。除了训练,俱乐部管吃穿住,还派了生活老师盯作业。后来小学毕业了,旁边97中的校长跟董炯私交好,也挺支持,这些孩子就去那里上了初中。现在又给他们找了个职业高中,学点技能。平时也安排他们帮教练递递球,给小孩发发球。用董炯的话说:“让他们也锻炼锻炼,将来做个助理教练,也能给他们发点钱,至少有个退路吧,不然打不出来怎么办。”

  现在,常年住在俱乐部训练的残疾人有10个,有本地的有外地的。有个27、8岁的河北小伙子已经开始当教练了。当年照片里那个小女孩,这几年爸爸去世了,妈妈改嫁了,她算是在俱乐部扎下了根。

  训练、学习、生活,董炯和俱乐部的工作人员照管起这些外地孩子的全部。他最初给残疾人当教练的“简单”想法,从自己去山里找人开始就脱了缰,发展成如今这事无巨细的“一条龙”。

  不过,他不打算再从外地找孩子来俱乐部长期培养了,一是责任重大,二是事务繁琐精力不够,开销也基本要靠俱乐部的营收来贴补;这些可能都还好说,但是现在的硬政策下没法安排孩子上学,他就断了这念头了。

董炯夺银泪洒领奖台董炯夺银泪洒领奖台

  (三)

  这一摊子事的起点在2007年。一个母亲带着聋哑的女儿从广东找来。董炯收了这个小姑娘在俱乐部练,后来因为女孩不适应北京冬天的干燥和暖气,老是感冒发炎,就回去了。董炯从这个母亲那里知道了残疾人群体也打羽毛球,有全国锦标赛,还有国家集训队,但是场地、教练都有问题。他就没有放下这事。

  从没接触过残联,他就去翻当时还存在的“大黄本儿”。在黄页号簿里找到中国残联体育部的一个座机号码,就拨了过去。

  “接电话的人正好是赵素京(时任中残联体育部副主任),我当时也不知道她是谁,我就说我是谁谁谁,听说咱们系统里边有个羽毛球队没有教练,我退役了,经营一个俱乐部,有球馆,如果您这边需要我当教练或者集训的话我愿意做一些工作,我有条件。赵素京就说,非常高兴你能有这个心思,我们也特别愿意,我们知道这个事了,有任务的情况下一定找你。”

  一年多之后,在2009年5月的全国助残日活动上,他和赵素京终于碰面了。他们一起到俱乐部看了看,然后就通知他当年有个听障奥运会,让他带队去,6月就在他的俱乐部开始集训,这就算任命他为国家残疾人羽毛球队总教练了。

  他很快发现,就算是“简单地当个教练”也远比他想象的要难多了。

  “原来就接触了那么一个小孩,后来我才知道特别的难,在沟通上。如果他们读唇语可以的话基本可以不用翻译,但是有一个习惯和理解过程,你说话太快他就理解不了。尤其是在场上,比赛的时候不能戴助听器,所以他根本就听不见你说话,有时候我习惯喊,但是喊了也没用。后来就定做了个板子,一面是羽毛球场地,画线路,一面写上字,打哪儿,注意哪儿,就是这样也不由自主地又说又喊。”

  沟通有些费劲,而他又有强烈的获胜欲望。他指指身后那些锦鲤比赛的奖杯奖状,“包括弄鱼这个事,只要是比赛,我就会问自己,为什么不能拿冠军呢”?

  “从2000年退役到2009年,将近十年没有接近竞技体育这种争斗,但是自己一带队,就好像又回到了赛场,对他们的要求和期待都特别高。因为不了解世界水平,就觉得自己的队员应该都能赢,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

  6月开始带队集训,9月就比赛,8名队员组成的中国队拿到了女单亚军、女双第三、男单第三和团体前八。没有夺冠,但已经是历史性突破。

  董炯说,他总是不自觉地把原来在国家队的那种态度,包括对比赛的要求和对管理的要求,代入到这个新角色里。2010年广州亚残运会时,“每天神经紧张,凌晨三四点睡觉七点准起,饭也吃不下,一下子掉了十公斤,当时穿牛仔裤倍儿紧的裤腰后来都松了”。那次女单决赛,他甚至因为一个关键的误判和裁判大闹一场,一度想罢赛,在一帮熟人的反复劝说之下,才“顾全大局”,咽下这口气。

  这脾气和较真劲儿叫人捏把汗。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这种与健全人无差别的要求和态度,给残疾人羽毛球队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已经升任中残联体育部主任的赵素京说,董炯带的羽毛球队纪律严明,队员们在他这里不只学到了技术,更重要的是获得了自信。有一点董炯没提,但是赵素京印象深刻。她说,在训练和比赛上他要求很严,但是对他们生活的关照又很细致,队员称他是严师慈父。

从未远离羽毛球从未远离羽毛球

  (四)

  在竞技体育界摸爬滚打了十几年,董炯毫不掩饰他对成绩的重视。而身为残疾人体育官员的赵素京,更看重的是他的带动力和影响力。“(健全人的)世界冠军、奥运冠军这个群体要是关注并且亲身投入到残疾人体育中,有显著的示范作用。”

  董炯最初接触的是听力障碍,然后是智力障碍和肢体残疾。认识各支队伍,几乎是从一无所知开始,他们的分类分级、训练方法、生活状态、心理特点,都需要下功夫去了解和适应。一头扎进去之后,他便自觉地成了代言人,开启了全方位的较劲模式。

  “我内心有种不平衡,同样是国家队为什么差这么多,不管是条件,还是关注度、宣传力度等等。”

  广州亚残运会之前,他发现代表团有团服,但是没有专业比赛装备。“我一看大家五花八门的……当时每个人补贴的器材经费又少,还不够买两支球拍的,我说这样吧,我去找赞助。”

  然而并没有一蹴而就,一个熟悉的品牌老总派的对接人没顾上办这事,到开幕前两星期他急了。幸好当时胜利(Victor)北京地区的总代理是他以前的师哥,算得上火线赞助。“给的球拍都是韩国国家队的同款,当时李龙大他们用的。后来他们又把加急印好字的服装发到了广州,我们才有了每人三四套衣服和鞋。那样我们当时就很特殊。后来赵主任也好,别的人也好,就说董炯有招。”

  面对媒体,他也较劲。当时有记者来采访,跟他谈前不久林丹在同一个场地赢得亚运冠军,那是他1998年夺冠之后中国选手夺回阔别12年的男单冠军。结果被他撅了回去。

  “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群体也在代表国家打球,为国争光,包括我自己,包括很多品牌,原来也不知道。这属于推广宣传的问题。”

  “有个《羽毛球》杂志,我跟熟悉的记者提了有这么个残疾人羽毛球队,能不能给个版面宣传一下。在我看来,既然是国家级的杂志,应该是全方位的覆盖……我们提供了一些材料,信息成绩,他们基本都登了,但我还是觉得关注度很不够。”

  今年年初,央视给董炯和他的一些队员拍了个体坛风云人物的宣传片,但是他说:“健全人有那么多奖,残疾人就一个奖……”

  他当然知道商业社会的规则,但他不认为残疾人就没有商业价值,“他们只是需要机会”。

  眼下的现实,是四年一度的残奥会可能是残疾人曝光度最高的一段时间。对董炯和他的队员来说,这将是极为重要的机会。

  “该较劲的时候就得较,尤其是羽毛球要进入奥运会了。”他非常清楚,在很大程度上,成绩是机会的敲门砖,但是对残疾人而言,并没有那么自然而然,在成绩之上,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完)

文章关键词:残疾人董炯羽毛球世界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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