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炯资料图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体育专电题：“脱了缰”的教练——退役世界冠军董炯的新战场

　　新华社记者沈楠 顾涓 郑直

　　“我老是觉得我们（专业运动员）太早进入一个事业，又太早就退休了，但是因为年轻，可以从零开始，重新挑战一个事业。在残疾人教练员的任务上，我找到了自己的新价值。”

　　——前羽毛球世界冠军、现残疾人羽毛球队总教练董炯

　　（一）

　　董炯的羽毛球俱乐部靠近东五环，在姚家园路和朝阳北路之间。虽然远离城中心，地名叫平房村，但属于京城“新贵”区块，方圆两三公里有好几个高档住宅区。从门口的路和楼房的样子看，俱乐部所在的朝阳区体育运动学校，是这个高速发展的区域里被遗落的一角。

　　这栋两层楼房墙皮有些剥落，房顶上横着三排名号，下层是“世界冠军董炯羽毛球学校”，中间是“北京市朝阳区残疾人体育运动中心”，上面是“中国残疾人羽毛球训练基地”，看样子是随着时间往上垒起来的。我们顺着指引从侧身小门走进这栋楼，在一大片羽毛球场地门口又顺着指引穿过一条窄道，走进一间堆着桌椅、绿植和杂物的屋子，接着爬上一层没有栏杆、挂着蛛网的楼梯，到了“董总”的办公室。

　　办公室的地面、墙面和楼下、楼梯一样，都是灰色水泥面。靠墙的三分之一个屋子砌成了半高的鱼池，养着大条大条颜色鲜亮的鱼。董炯坐在中式桌子后面，和打球时候的照片相比胖了好几圈。他身后的墙上用水泥砌了三层架子，摆着大大小小的鱼模型和奖杯奖状，细看下来，全部跟“锦鲤”有关。

　　他的左前方装了一个显示屏，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用来监看楼下羽毛球场地的。这也是整间办公室唯一和羽毛球有关的东西。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董炯一度是中国羽毛球头号男单，曾排名世界第一，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获得亚军。更为人熟知的是1998年亚运会男单决赛，他不在巅峰期又伤病缠身，却出人意料地击败如日中天的印尼名将叶诚万。

　　看上去，他不愿再过多提及球员生涯那些荣耀的细节，“世界冠军”的头衔除了出现在校名里之外，就是和“国家残疾人羽毛球队总教练”的角色放在一起说。谈这个话题，他滔滔不绝，完全展示了北京人典型的健谈，高兴时眉飞色舞，吐槽起来也是够损。

董炯是亚特兰大奥运会银牌得主

　　（二）

　　董炯没有去里约，羽毛球还不是残奥会项目，所以这届在半个地球之外举办的里约残奥会，他还是个看客。但是四年之后，他可能将第一次以教练员的身份参加东京残奥会。

　　他是在2014年10月的仁川亚残运会上得知羽毛球进入东京残奥会的。“现在说起来好像就是前一段的事儿，一细想这都2016年了。”

　　“时间过得太快，进了奥运会（残奥会）就会想，我们有多少事情要做，这些运动员能不能取得金牌，因为始终也没见到欧洲人，亚洲的都了解……”虽然已经带队参加过听障奥运会、特奥会，但是对董炯来说，和奥运会共享一个舞台的残奥会，分量无可比拟，所以会由踌躇满志而生紧迫感，又由紧迫感生出一丝焦虑来。

　　他一方面对第一次残奥会的成绩心里没底，另一方面，觉得人才不够。“没有人，怎么办？”

　　2010年亚残运会之后，他琢磨自己找人，很快就在2011年春节付诸行动。“我们去的地方老远，在山里边”，但是他不说具体是哪儿，怕省里不高兴他们把人弄走了。

　　“（我们联系人）从当地残联的系统里打了个单子出来，有年龄，具体什么残疾看不出来……有两天是他们自己过来，什么类别的残疾都有，还有打架手剁断了的，我说这练不了，回头跟我们这儿打起来了……后来我们就自己挨个去找。一天去不了两三家，有一家最远的，我借了一辆越野车，在山里开到没路，下来哥们跟我说这是某某校长。我说孩子呢？他说一会儿就来，她家上不去，孩子得先走到这校长家。”

　　“过会儿小姑娘来了，当时是11岁，下雪，头发一绺一绺的，小脸有点皴，红扑扑的。我说找一石头，扔一下，看出来她是非主动手折了，要是主动手折那肯定不协调，我一看这行。我说你拎个东西，（一看）有劲儿。院里没多大，就说跑下山去，一小坡，蹬蹬蹬跑去了。行，就这么着了！”

　　“我当时就盯着人家，把电话要来，没手机就家里电话，还有校长电话，都留着，一定得盯好了，因为当时觉得太难了，好不容易找个合适的。”

　　他们在校长家的柜子前合了个影，董炯从手机里找出来给我们看，小女孩正是他说的样子。

　　“当时还有个聋哑女孩个儿特高，15岁将近1米8。到她家的时候她爸说，我们家孩子好养活，米饭弄点咸菜一吃就行。因为不要钱，生怕我们不要她。来了之后代表北京打了一次篮球比赛让省里知道了，把人要回去了，我地方残联那哥们还被骂一顿，说他吃里扒外。（其实）我们从人家家里边选出来的，你们都没发现，练了一段才看上了……”

　　那次他选来五个孩子，给办了手续在这里上小学。除了训练，俱乐部管吃穿住，还派了生活老师盯作业。后来小学毕业了，旁边97中的校长跟董炯私交好，也挺支持，这些孩子就去那里上了初中。现在又给他们找了个职业高中，学点技能。平时也安排他们帮教练递递球，给小孩发发球。用董炯的话说：“让他们也锻炼锻炼，将来做个助理教练，也能给他们发点钱，至少有个退路吧，不然打不出来怎么办。”

　　现在，常年住在俱乐部训练的残疾人有10个，有本地的有外地的。有个27、8岁的河北小伙子已经开始当教练了。当年照片里那个小女孩，这几年爸爸去世了，妈妈改嫁了，她算是在俱乐部扎下了根。

　　训练、学习、生活，董炯和俱乐部的工作人员照管起这些外地孩子的全部。他最初给残疾人当教练的“简单”想法，从自己去山里找人开始就脱了缰，发展成如今这事无巨细的“一条龙”。

　　不过，他不打算再从外地找孩子来俱乐部长期培养了，一是责任重大，二是事务繁琐精力不够，开销也基本要靠俱乐部的营收来贴补；这些可能都还好说，但是现在的硬政策下没法安排孩子上学，他就断了这念头了。

董炯夺银泪洒领奖台

　　（三）

　　这一摊子事的起点在2007年。一个母亲带着聋哑的女儿从广东找来。董炯收了这个小姑娘在俱乐部练，后来因为女孩不适应北京冬天的干燥和暖气，老是感冒发炎，就回去了。董炯从这个母亲那里知道了残疾人群体也打羽毛球，有全国锦标赛，还有国家集训队，但是场地、教练都有问题。他就没有放下这事。

　　从没接触过残联，他就去翻当时还存在的“大黄本儿”。在黄页号簿里找到中国残联体育部的一个座机号码，就拨了过去。

　　“接电话的人正好是赵素京（时任中残联体育部副主任），我当时也不知道她是谁，我就说我是谁谁谁，听说咱们系统里边有个羽毛球队没有教练，我退役了，经营一个俱乐部，有球馆，如果您这边需要我当教练或者集训的话我愿意做一些工作，我有条件。赵素京就说，非常高兴你能有这个心思，我们也特别愿意，我们知道这个事了，有任务的情况下一定找你。”

　　一年多之后，在2009年5月的全国助残日活动上，他和赵素京终于碰面了。他们一起到俱乐部看了看，然后就通知他当年有个听障奥运会，让他带队去，6月就在他的俱乐部开始集训，这就算任命他为国家残疾人羽毛球队总教练了。

　　他很快发现，就算是“简单地当个教练”也远比他想象的要难多了。

　　“原来就接触了那么一个小孩，后来我才知道特别的难，在沟通上。如果他们读唇语可以的话基本可以不用翻译，但是有一个习惯和理解过程，你说话太快他就理解不了。尤其是在场上，比赛的时候不能戴助听器，所以他根本就听不见你说话，有时候我习惯喊，但是喊了也没用。后来就定做了个板子，一面是羽毛球场地，画线路，一面写上字，打哪儿，注意哪儿，就是这样也不由自主地又说又喊。”

　　沟通有些费劲，而他又有强烈的获胜欲望。他指指身后那些锦鲤比赛的奖杯奖状，“包括弄鱼这个事，只要是比赛，我就会问自己，为什么不能拿冠军呢”？

　　“从2000年退役到2009年，将近十年没有接近竞技体育这种争斗，但是自己一带队，就好像又回到了赛场，对他们的要求和期待都特别高。因为不了解世界水平，就觉得自己的队员应该都能赢，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

　　6月开始带队集训，9月就比赛，8名队员组成的中国队拿到了女单亚军、女双第三、男单第三和团体前八。没有夺冠，但已经是历史性突破。

　　董炯说，他总是不自觉地把原来在国家队的那种态度，包括对比赛的要求和对管理的要求，代入到这个新角色里。2010年广州亚残运会时，“每天神经紧张，凌晨三四点睡觉七点准起，饭也吃不下，一下子掉了十公斤，当时穿牛仔裤倍儿紧的裤腰后来都松了”。那次女单决赛，他甚至因为一个关键的误判和裁判大闹一场，一度想罢赛，在一帮熟人的反复劝说之下，才“顾全大局”，咽下这口气。

　　这脾气和较真劲儿叫人捏把汗。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这种与健全人无差别的要求和态度，给残疾人羽毛球队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已经升任中残联体育部主任的赵素京说，董炯带的羽毛球队纪律严明，队员们在他这里不只学到了技术，更重要的是获得了自信。有一点董炯没提，但是赵素京印象深刻。她说，在训练和比赛上他要求很严，但是对他们生活的关照又很细致，队员称他是严师慈父。

从未远离羽毛球

　　（四）

　　在竞技体育界摸爬滚打了十几年，董炯毫不掩饰他对成绩的重视。而身为残疾人体育官员的赵素京，更看重的是他的带动力和影响力。“（健全人的）世界冠军、奥运冠军这个群体要是关注并且亲身投入到残疾人体育中，有显著的示范作用。”

　　董炯最初接触的是听力障碍，然后是智力障碍和肢体残疾。认识各支队伍，几乎是从一无所知开始，他们的分类分级、训练方法、生活状态、心理特点，都需要下功夫去了解和适应。一头扎进去之后，他便自觉地成了代言人，开启了全方位的较劲模式。

　　“我内心有种不平衡，同样是国家队为什么差这么多，不管是条件，还是关注度、宣传力度等等。”

　　广州亚残运会之前，他发现代表团有团服，但是没有专业比赛装备。“我一看大家五花八门的……当时每个人补贴的器材经费又少，还不够买两支球拍的，我说这样吧，我去找赞助。”

　　然而并没有一蹴而就，一个熟悉的品牌老总派的对接人没顾上办这事，到开幕前两星期他急了。幸好当时胜利（Ｖｉｃｔｏｒ）北京地区的总代理是他以前的师哥，算得上火线赞助。“给的球拍都是韩国国家队的同款，当时李龙大他们用的。后来他们又把加急印好字的服装发到了广州，我们才有了每人三四套衣服和鞋。那样我们当时就很特殊。后来赵主任也好，别的人也好，就说董炯有招。”

　　面对媒体，他也较劲。当时有记者来采访，跟他谈前不久林丹在同一个场地赢得亚运冠军，那是他1998年夺冠之后中国选手夺回阔别12年的男单冠军。结果被他撅了回去。

　　“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群体也在代表国家打球，为国争光，包括我自己，包括很多品牌，原来也不知道。这属于推广宣传的问题。”

　　“有个《羽毛球》杂志，我跟熟悉的记者提了有这么个残疾人羽毛球队，能不能给个版面宣传一下。在我看来，既然是国家级的杂志，应该是全方位的覆盖……我们提供了一些材料，信息成绩，他们基本都登了，但我还是觉得关注度很不够。”

　　今年年初，央视给董炯和他的一些队员拍了个体坛风云人物的宣传片，但是他说：“健全人有那么多奖，残疾人就一个奖……”

　　他当然知道商业社会的规则，但他不认为残疾人就没有商业价值，“他们只是需要机会”。

　　眼下的现实，是四年一度的残奥会可能是残疾人曝光度最高的一段时间。对董炯和他的队员来说，这将是极为重要的机会。

　　“该较劲的时候就得较，尤其是羽毛球要进入奥运会了。”他非常清楚，在很大程度上，成绩是机会的敲门砖，但是对残疾人而言，并没有那么自然而然，在成绩之上，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