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备受瞩目的“火箭”奥沙利文[微博]个人第四本自传《running》在10月开始正式发行。在这本最新自传中,奥沙利文又将带给读者许多的惊喜。我们将连载其中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冷冰冰的金钱交易
某种角度看来,乔和我的分开对彼此都是种解脱,但孩子的抚养问题却乱成了一锅粥。那时我的人生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我和他们相处的时间加起来大概不超过20个小时,这让我痛不欲生。律师说你不能把金钱和孩子的探视权混为一谈,但潜规则却是如此:支付更多抚养费后,我就能获得更多探视儿女的机会。这些年来每隔几个月我都会收到一笔巨额账单。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终究走上了这条路。我本身就愿意为乔和孩子提供财产,也想要照顾莉莉和小罗尼——而这些本不该通过律师来达成。
钱和律师让我看到生活的丑陋,最后我想也许只有一个极端的简单的决绝的方法可以解决一切:不打斯诺克[微博]了。如果我不再打球,我就可以在每个周六和周三陪着孩子们,经历他们的成长,这样我也能更放松。如此简单。
但我无法忽视收入的问题:当抚养费被最终敲定的时候,数目是根据2008年——我成绩特别好的那个赛季——来决定的。如果我在大型排名赛上发挥欠佳,就无法支付如此高昂的抚养费。如果我根本不参加,就无法支付任何费用。这意味着,不仅我自己无钱可花,孩子们读私立学校的学费没有着落,甚至我将无法支付现在已涨到20万英镑的律师费。这让我感到愤怒。这些年来我努力打拼赚来养家糊口的钱,最终却全滚进了律师的口袋里。任何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都明白我的感受。我觉得这简直不可理喻,因为所谓的法律系统把我和孩子们的关系读写成了冷冰冰的金钱交易。
流干泪的中国之行
2010年中国公开赛之前,我对经纪人Django(冯敬文)说:“我觉得自己不在状态,无力登上那架飞机穿越半个地球去打比赛,那种热情不在了。”他说:“不管怎么说,那里有为你准备的2.5万英镑,赞助商在等着你。你所需要做的只是如约出现,握几次手,见几个人。”
于是我们去了中国,那里的人都很热情,酒店也是前所未有得好。这或许是我一生住过的最好的酒店,他们让我们住顶层的豪华套房,而我只是每晚坐在那里以泪洗面。我感觉无助和伤心,备受打击。当时我想:我应该在驰骋赛场,我有一双棒极了的儿女,我住在这么豪华的酒店里,我是斯诺克里的顶尖人物,而如今我却坐在感觉,感觉生不如死。
首轮比赛开始前我刚哭干了双眼,我跟Django说我想离开这里,我要退赛。他说,如果你现在退赛了他们会想杀了你,他们会给你开一大笔罚单。于是我说,好吧。但我知道当时的自己什么都完成不了,只想回家。但我还是安慰自己地想,也许到赛场以后感觉会不一样,尤其是比赛开始后心态会变的。事实是比赛开始后我只是愈发消极。
那场比赛的对手准度明显不足,但比分却僵持到了3-3平手,之后他再赢一局4-3先拿到赛点。那时我又绝望又恐惧,不知所措。之后一局进攻的时候,我打丢了一颗基本黑球。那杆失误让自己都震惊,更糟的是我给对手留下了简单机会。那颗球也许连我家小女儿都能打进。最后对手5-3战胜了我,他自己都被吓到了。但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离开这里,我不干了。于是我打开车门疾驰而去,回到酒店,第二天就坐上飞机回家。
船上的生活和家人
比赛的不顺和家庭的纷争都让我感到极度消沉,以至于我想要彻头彻尾地对生活作出改变。我在谢菲尔德买下一艘船,打算住在船上。那是2010年,乔和我闹得不可开交,我又在中国哭得不成人样。谢菲尔德有条运河,我拜访过一个人的船房后觉得这很有意思,也许这正是我需要的。于是我也买了一艘船,花了大约8万英镑,搬进去住。大概最后我只坚持了三个月,典型的奥沙利文作风。后来我以6万英镑的价格亏本卖出,同样典型的奥沙利文作风。
当时我住在赫特福德郡的一条运河上,有那么一会儿生活当真有起色。每一天都很平静,我会看着水面,在早上喂喂经过的鸭子。有一家子小鸭在早上6点来到我的窗前,我每天都会喂他们。我想:太棒了,我丢失了一个家庭,但又有了一个新的家庭!这些小鸭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给他们起名叫做莉莉和罗尼。
也许衡量我有多逃避生活的一种方法就是数数过去七年里我有过多少住所——八个,再加一艘船!那个时候我也还是法庭的常客,有次法官说,我不如在这里租一间房算了。那样的话,这个数目就该变成九了。我从来都没有告诉过台联我的私人生活,但我也许错了。现在回想,如果我能及时告知他们,双方都能多一份理解,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负债或许就能避免。(编/译 眼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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