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广州8月7日体育专电新华社记者赖雨晨王浩明

　　日历翻到盛夏八月，广州信鸽协会主席罗斌又忙碌起来——这个登记会员七百余人的民间组织，要从这个月开始，举办包含四个级别的全民健身信鸽系列赛。

　　还有飞镖协会、毽球协会、木球协会……在全国第五个“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广州市40余个单项运动协会推出各种体验、展示和赛事活动，积极推广运动项目。

　　“与往年‘全民健身日’的活动相比，今年的特点就是采取了政府搭台、体育社会组织运作的模式，”广州市体育局副局长张桦说。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体育社会组织走进我们的生活，把无数原子式的运动爱好者连接起来，让人们找到伙伴、增强参与运动健身的意愿和便利。

　　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今天夏天举办了多场青少年生存能力夏令营，受到当地不少孩子和家长的欢迎。这个纯民间的体育组织现在一年可以举办30多项次的活动和比赛，其中规模最大的山地马拉松已经坚持办了5年，去年就吸引了1万多名运动员参赛。

　　广东省体育局群体处处长何帆告诉记者，2012年该省由各类体育社会组织举办的群体活动与竞赛超过了5600项次，参加人数逾3500万。“有了伙伴的鼓励、群体的带动，人们会更愿意参与运动健身。”他说，“体育社会组织对体育人口的增加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然而，与场地设施、体育教育等因素相比，体育社会组织在全民健身中的作用和地位在我国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类组织长期在困境中艰难发展。

　　根据中国社科院2012年民间组织蓝皮书，截至去年底，全国正式登记的体育类社会组织共21234个，每63577人拥有1个，每万人仅拥有约0．2个左右。

　　国家体育总局全民健身专家委员会委员、广州体育大学全民健身研究中心主任裴立新长年跟踪研究我国的体育社会组织，他告诉记者，我国约有5万个基层的社区体育俱乐部（有些没有登记注册），会员500余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0．3％。

　　“丹麦的这个比例是42％，芬兰41％，德国是30％。”裴立新说，“全民健身开展得好的国家，政府重视、民间组织体系发达、志愿者人数众多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像深登协、广州鸽协这样有一批愿意缴纳会费的忠实会员、有能力举办赛事的组织，已经算是同类中的佼佼者。“更多的民间组织，长期处于‘无场地、无经费、无人员’的三无状态，”何帆说。

　　尽管体育体制改革已经推进了近30年，“政社不分”、“管办不分”的结构却仍然没有破除。裴立新发现，体育组织“官办不如民办”、“奥运项目不如非奥项目”的现象普遍存在。

　　“官办的组织不论哪一级，往往把自己看得挺高，不注重发展会员。”裴立新说，“脱离了人的社会组织是没有基础的，最活跃的反而是那些最基层的健身团队。”

　　而奥运项目的单项协会往往依附于运动管理中心存在，不重视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奥运项目就像‘吃皇粮’的。”深登协秘书处主任马啸说，“不像非奥项目，又是民间组织，必须自己拼命想办法生存下去。”

　　“奥运项目的单项协会要实现角色转换需要一个过程。”何帆说，“但方向是确定的，所有的体育组织终归都要回归民间。”

　　我国体育政策法规始终“鼓励社会力量办体育”，但对政府具体该做什么却鲜有提及，文件上的“鼓励”没有得到落实。

　　“首先是资助没有形成制度化。”裴立新说，发达国家用于推动全民健身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直接流向社会组织，“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等形式的资助，要占到社会组织经费来源的四成左右，而在我国，平均只占2．5％。”

　　何帆告诉记者，广东省体育局会拿出一部分体育彩票公益金来资助社会组织，但他承认，给的金额确实不高，“我们会选择开展活动正常、内部结构完善的组织给点支持，有的给两三万，有的给四五万，都不是很高。”

　　深登协成立于2003年，在2010年实现了收支平衡。据马啸介绍，协会现在的收入有六成来自企业赞助、三成来自向社会出售服务、5％来自捐赠，5％来自政府购买服务，“政府购买的服务主要是像‘全民健身日’活动这种比较传统的项目。”

　　广州鸽协的经费主要来自会员缴纳会费，以及组织训练、比赛时向参与者收取成本费用。“我们现在每两年承办一次广州市的锦标赛，体育局会有一点拨款，也算购买服务吧，但拨款还不够支付所有的办赛成本呢，”罗斌说。

　　一方面是缺少资助，另一方面是对社会组织的税收减免政策迟迟得不到落实。裴立新说，有些社会组织的税收负担甚至多达十余项。“如果有人愿意给社会组织捐赠，那么捐钱的人也要交税，这就把接受捐款的路也堵上了。”

　　裴立新认为，体育管理部门要把社会组织当成协作伙伴，而不是被管制的对象，尽快建立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定标准、定程序、定绩效评价的制度”。

　　而马啸则希望政府进一步放权、打通体育社会组织与基层体育站点间的渠道，让社会组织也来推动体育“进社区、进学校”。

　　目前，裴立新正受国家体育总局委托进行课题研究，体育总局有望研究出台《关于加强体育社会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使社会组织的发展有更为明确的制度保障。

　　同时，一些地方体育部门也在行动。广东省或将制定有关扶持体育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资金和规范体育社会组织管理服务等多项具体政策。“包括培训、认证、体育文化交流这类的服务，我们将来都可以向社会组织购买，”何帆说。

　　裴立新说，政府加大扶持力度，社会组织也迫切需要增强自身的能力才能“接得住”。

　　即将迎来协会成立10周年的深登协有两条经验要和小伙伴们分享。“首先是要做好公共服务，组织才有人气。”马啸说，“其次要建立完整的内部治理制度，我们一成立就建立了选举制度，会长、秘书长都是会员选的，不管领导者是谁，协会的发展都能延续下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