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普拉（美国著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以下简称“问”）：你只需回答“是”或“不是”。你是否服用过违禁药品来提高运动成绩？

　　阿姆斯特朗（以下简称“答”）：是。

　　问：服用的药品里是否有促红细胞生成素（EPO）？

　　答：是。

　　问：你是否服用过类似blood dope和blood transfusion（两种血液兴奋剂）的禁药？

　　答：是。

　　问：你是否还服用过其他违禁药物？

　　答：是。

　　问：你获环法冠军的7次比赛中，是否都服药？

　　答：是。

　　问：你认为不服药是否有人能够连续7次问鼎环法？

　　答：我认为不行。

　　问：你什么时候开始服用禁药？

　　答：在我职业生涯早期，我服用了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物，而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则开始服用EPO。

　　问：你之前一直否认服用禁药，为什么现在承认？

　　答：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我承认得太晚了，这是我的错。我的经历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我把这个谎言重复了很多次。我知道真相，真相不像我之前说的那样。之前，我的故事很完美——战胜癌症、环法7连冠、美满的婚姻和健康的孩子，但这些光环都建立在谎言之上。

　　问：你之前说认为不服药不可能获胜？

　　答：在我那个年代的确如此。当然我不是在谈论那个年代的其他人，一切都记录在案，并不是我发明的这种潜规则，但我也没试图阻止，这是我的错，我感到非常遗憾，而如今这项运动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我感到很抱歉。

　　问：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发布了一份长达164页的报告。首席执行官说你和美国邮政车队制定了体育界有史以来最复杂、专业、成功的兴奋剂计划。是这样吗？

　　答：不。当然如果你非要这么说的话，它确实是专业、聪明的，但同时非常保守，非常规避风险，也非常清楚关键问题——比赛是最重要的。

　　问：你使用违禁药物，但并没有留下注射痕迹是如何做到的？

　　答：哦，那需要很长时间。我认为一切非常简单。有些促进氧循环的药物对于自行车运动员来说有很大益处，这就是我需要的。我的“鸡尾酒（组合）”就是EPO、血液加睾酮。当然，（在与癌症搏斗之后）我体内的睾酮含量低。

　　问：你怕自己因服药被抓吗？

　　答：我并不担心。以前他们不会来家里或训练的地方，比赛之外没有检测。所以一切都是时间安排的问题，留出时间，让药物排出体外。但当有了赛外飞检并引进生物护照后，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

　　虽然我确实是罪有应得，但整个报告真正让我愤怒的是，他们说我复出之后服用禁药，这并不真实。我最后一次越轨，是2005年。2009和2010年我参加了环法，绝对没有任何违禁。

　　（阿姆斯特朗和美国邮政车队是职业自行车运动界的领袖。阿姆斯特朗是队长，根据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的说法，他还是美国邮政车队的老板之一。报告上说，阿姆斯特朗有权利雇佣或解雇其他车手，报告还表示，“证据非常清楚，阿姆斯特朗不仅有权掌控自己的用药，还对车队的“禁药文化”有掌控。）

　　问：你有没有控制车队中其他车手服药？如果车手不听你的话，你是否有权利开除他们？

　　答：我是车队的领袖车手、是管理员、是教练……但这取决于他们自己。如果车队里有人拒绝服用禁药，是绝对不会被开除的。当然，我有权利这样做，但我从来没有过。这是个竞争的时代，每个人都是成年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车队中当然有车手选择不去服药。

　　问：有队友指出，为了让车手的身体状态迅速恢复，你命令他们服用禁药。

　　答：这不是真的，虽然我曾经是一个恃强凌弱的人，我喜欢掌控，看到不喜欢的东西就会尝试去改变。

　　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恃强凌弱？

　　答：被诊断出睾丸癌之前，我就像个斗士，那时我是竞争者，但并不粗暴。但我生病后，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活下来，我把这种态度带到了自行车运动中，这确实很糟糕。

　　问：胜利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答：我不惜一切代价。

　　问：是否想要持续获胜就要一直服药？

　　答：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但对我来说，就像轮胎里有气、瓶子里有水一样，这是工作的一部分。

　　问：你依靠禁药，获胜的那一刻高兴吗？

　　答：在准备、构建的过程中快乐更多，胜利几乎唾手可得。

　　问：你当时认为这种行为是错误的吗？

　　答：不。是不是很可怕？

　　问：你认为这种行为是恶劣的吗？

　　答：不。是不是更可怕了？

　　问：你认为这种行为是欺骗吗？

　　答：不。是不是可怕至极了？我查了一下欺骗的定义，是指通过欺骗从对手中获利，但我并没有从那个角度考虑，我是从运动员水平角度考虑的，所以并不知道。

　　问：你说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怎么会不知道？

　　答：我从人们的愤怒中看出来，也开始懂得这些，我会用我余生来重新赢回人们对我的信任，并用此向大家道歉。

　　问：你从来没有在环法比赛中被测出服药，是不是对国际自联的捐款，起到了对测试结果的掩盖作用？

　　答：不，国际自联不会掩盖事实。

　　问：你觉得丢人吗？

　　答：当然，也觉得自己很难堪、很羞愧。

　　问：什么时刻感到最难堪？

　　答：赞助商一个接一个地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退出了。当然这不是最糟糕的，我曾经想到过他们会离开我，但我没想到我的基金会也会离开我，那才是我最难堪、最沮丧的时刻。基金会就好像我的第六个孩子，让我做出退出的抉择非常重大而艰难。

　　问：如何面对那些相信你、支持你的人？

　　答：我撒了谎，真的很抱歉，我会用一生去愧疚，但我知道自己可能无法恢复在每个人心里的形象了。

　　问：你还想继续参赛吗？

　　答：当然想。我一生都渴望竞争，不希望被禁赛。或许不是环法大赛，或许我还想在50岁时去参加马拉松，但如果终身禁赛，这些我都不能做了。

　　问：你希望不依靠禁药来获胜吗？

　　答：是的，我依然认为这项运动是干净的。

　　问：你的孩子们知道多少关于你的事情？

　　答：他们知道很多，学校和同学们都很支持他们，当事情失控时，孩子们会通过社交网络了解到这些。开始我并不想告诉他们，但我听到孩子在为我辩护，说我是清白的。这时，我意识到应该告诉他们真相。在知道真相后，他们表现得很平静，也很成熟。我告诉他们，有人对你们说什么时，不要保护我，就说“我的爸爸对此感到抱歉。”他们说，“好的，我们爱你，你是我们的爸爸，这永远不会改变。”我希望如此。

　　（谈到孩子，阿姆斯特朗声音有些哽咽，并拭去了眼角的泪水。）

　　问：那你的妈妈呢？

　　答：她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她不会打电话来说，“兰斯，我很受伤。”我的继父打电话告诉我她过得很糟。视频聊天时我看到了妈妈，她气色很差，看到她我才真正意识到这件事对她的生活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

　　问：为什么接受这次采访？

　　答：我最大的愿望是对我的孩子产生好的影响。几个年长的孩子不应该生活在我的影响之下，我必须保护他们。年幼的孩子也一样，虽然只有两、三岁，对很多事情没有主见，但他们最终总会知道。我必须要做对的事情，来保证他们的未来。

　　问：你是否因为发生了这件事而成为更好的人？

　　答：毫无疑问，这种事情有两次——当我被诊断出癌症后，我变得更优秀、更聪明，但迷失了方向；现在，我坐在这里，感觉自己成长了、睿智了，但我不会再次迷失方向。

　　问：通过这件事你得到了什么教训？

　　答：我现在并没有很好的答案。对我来说，这段经历中最大的罪行是背叛、欺骗了那些支持、相信我的人们。

　　问：你给美国反兴奋剂机构15万元的“捐助”了吗？

　　答：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