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濛看起来似乎消停了，但国家短道速滑队的内部冲突事件还没结束。主教练李琰和领队王春露的争端细节渐渐浮出水面。日前，有报道称，李琰对短道速滑队内部财务存疑，自己从未在报销单上签字，要求查账。令人意外的是，始终三缄其口的王春露也予以正面回应：短道队没有财务，中心有财务处，李琰作为外聘教练也没有签字权利。这不禁让人想起2008年中国跳水队教练于芬举报领队周继红侵占奖金一事，当时调查结果显示奖金发放手续清楚，不存在问题。但和如今短道队的事件加以印证，不得不说在中国运动队里，教练和领队的矛盾一直是有的。    

　　谁是运动队一把手？

　　如果说王濛追打王春露，是运动员“受压迫弱势群体”急怒之下的反攻，那么李琰和王春露的矛盾，就是一支运动队的主导权利之争。

　　在中国，一支集体运动队到底谁是一把手？这个问题实在很难回答。本来，作为对运动成绩负终极责任的主教练应该是说了算的人，国际上的通行惯例也是如此。但在中国，在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之下，颇具官方性质的领队职务则更耐人寻味。

　　另一个金牌之师，中国体操队领队叶振南在短道队冲突事件发生后写微博发表感慨：“领队要甘于奉献，甘于牺牲，甘于寂寞；要见困难就上，见利益就让。经过雅典奥运会失利的我对此深有体会。比赛成功了，荣誉、利益和你小有关联，但比赛失利，第一责任人肯定是你。”

　　正因为领队是体制内的人，特别是在运动队外聘主教练的情况下，成绩不好，主教练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但领队是怎么也逃不过去的。所以，一些认为自己懂行的领队，不甘寂寞插手训练工作，并想尽办法揽权，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领队争权例子很多

　　类似主教练李琰和领队王春露的权利之争，在中国体坛并不是第一次发生。特别是在始终保持高曝光率的足球项目上更是屡见不鲜。

　　2006年，马良行率领女足时隔7年重夺亚洲杯，结果年底，新领队李飞宇上台，先是处罚马良行和两位助教，接着又将中后卫袁帆调整出队，马良行无奈被逼走。

　　因足球“扫赌打黑”入狱的女足国家队前领队张健强，也是将伊丽莎白撵走的幕后黑手。张健强甚至教唆队员消极比赛，以对抗主教练伊丽莎白。张健强在伊丽莎白下课后更是直言：“她完全不懂球。”

　　另一个“恶霸”领队代表是国奥领队蔚少辉。杜伊在离开中国足球后，毫无顾忌地在个人专栏中公开抨击蔚少辉，“经常推荐跟他关系好的球员”，“简直就是球队里的黑社会”。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在今年6月就曾公开批评冬季项目中有“排挤外教”的现象，但这是在短道速滑队爆出丽江群殴事件的背景下有此一说，但现在谁能保证其他项目运动队中就没有类似的情况？

　　领队是个什么官儿？

　　通俗点儿说，领队就是组织上派给运动队的领导，主要负责日常管理。李琰很直白地说：“王春露是队里唯一的正式官员。”国际上，运动队一般实行主教练负责制，像曼联的弗格森、皇马的穆里尼奥都对球队、甚或俱乐部事务拥有绝对权力。外国运动队也有领队职务，但基本上是针对参加某项比赛临时聘用的。中国运动队领队则是常设性的，而且几乎都有科级、处级等行政级别。

　　为什么运动队要设置领队？资深足球记者舒桂林撰文称，“想来这是举国体制的特色之一，有了领队，就可以加强监督与管理，其中包括对教练组的监督与管理，而设置这一岗位，自然也能顺便安置大批官员。”

　　那中国体坛是不是就没有好领队了呢？当然不是。在中国竞技体育取得辉煌成绩的背后，有很多默默奉献的优秀领队。

　　王春露的前任杨占武，在王濛和李琰闹矛盾的时候，是他认准了自己的定位，辅佐李琰一起感化了队内“大佬”王濛，造就了温哥华冬奥会的辉煌。

　　都知道中国女排雅典奥运会夺金，主教练陈忠和功不可没，但背后还有另一功臣，他就是陈忠和默契搭档的领队李全强。知名排球记者洪钢评价他说：“和外界接触，李全强非常热情周到，但是对女排的技战术和比赛训练，什么发挥好不好啦、成绩理想不理想啦，从来不置一词。”

　　干了十几年领队的叶振南说：“领队不同于机关干部，他需要较高的政治素养和文化底蕴，高尚的人格魅力，无私的奉献精神，在业界有较高的威信，专业的背景，较强的协调、沟通能力。领队的角色，是指挥员、政委、顾问、后勤保障人员，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模型。”同时他也感慨地说：“做领队难，做好领队更难。同样，选领队难，选好领队亦难。谁来做领队的思想工作？谁来调动领队的积极性呢？”